邵宇
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市场和资源等红利始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继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目前站在第三波开放大浪潮的起点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往两次开放过程中中国实力相对较弱，只是全球化规则的适应者；这次对外开放则代表着中国模式与全球全面对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将力图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动摇者。短期来看，中国希望“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长期来看，中国希望通过本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
一方面，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前两次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进一步开放的试错成本与规划难度都很高；另一方面，本轮开放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加速提升，必然会受到美国等旧制度维护者的挟制——这意味着全面而系统地规划总战略十分重要。本文将以贸易、投资和货币三条并联的主线，来展望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总战略和中国对外利益交换的新格局。
贸易方面，中国将面临美国主导的TPP等新协议的挑战，未来的看点在于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与金融等服务业开放。长期来看，积极融入新一代协定对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也符合国内改革的导向。但美国加入后主导的TPP不仅是对自身经济模式的推广，也是对中国的限制，协议对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国企限制、监管构架甚至农业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中国短期难以接受。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加快与欧洲国家达成自贸协议，围魏救赵，另一方面，会在亚洲继续推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合纵连横。战略上，中国希望在新一代协议中主动施加影响，融入自己的风格，并为国内的改革赢得时间；战术上，由于试错成本变高，中国打算通过自贸区的形式逐步探索对接新一代贸易协定的途径。
投资方面，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伴随着地缘布局正逐步铺开。未来中国将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向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既是地缘与资源战略的交汇点，又是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向南，是与中国有深厚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它们既有较大的基建需求，又与中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在非洲，中国带去的是礼物。另外，中国资本在澳大利亚、南美等地区的收购和合作计划也正徐徐展开。
随着贸易和投资主线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成了自然的召唤。人民币的影响力是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地缘辐射能力同步发展的，随着贸易合作的深化与对外投资区域的扩张，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会顺次经历周边化、金砖化、亚洲化和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初期是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并行的，并伴随着人民币逐步自由浮动，香港和上海等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以及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
逻辑上，从贸易到投资到货币，是递进的过程。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过剩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目标上，中国希望在维持国际经济老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格局）的同时，打开新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国家-资源国家（包括非洲）-科技国家（美国）-品牌国家（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牢笼，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
随着对外开放总战略的成功推进，中国将打造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模式，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投资和货币循环，获取新的国际化增长红利，在多极化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最终成为一个受到尊敬的地缘大国。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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