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由
资金利用效率低下，背负“劫贫济富”标签的住房公积金正在放宽提取条件和使用限制。
据媒体报道，7月1日起，武汉市月收入在1900元以下且从未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定期提取公积金。同日起，北京的公积金提取也将放宽，由一年一次进一步放松为三个月可以提取一次，并且提取手续也有所简化。
早在去年9月起，三亚公积金用途已拓宽至交物业费、看病、交学费等，笔者注意到，拓宽公积金使用范围在一些资金沉淀的省份，已然成为一种趋势。然而，住房公积金不再局限于购房、租房使用，实际上已涉嫌违法。2002年起实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可笑的是，除了地方政府，一些国家部委也打起了住房公积金的注意。2009年，住建部、财政部等7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试点城市可以将50%以内的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
不放宽提取使用范围，则公积金资金沉淀，增值收益低，放宽范围，又涉嫌违法。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公积金政策研究专家汪利娜认为，放开公积金提取势在必行，“解决公积金存在的问题，应该让百姓享受到应有的支配权。所以这一块应该放开。”然而，不断放宽拓展公积金的使用范围之后，住房公积金存在的理由变得迷茫起来。
计划经济思维下建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自1991年在上海建立至今，走到了一个尴尬的路口，是存是废值得各方认真考虑。
首先从缴存来看，有钱的国企、事业单位多缴公积金、没钱的民企，尤其是小企业少缴，甚至有的不缴。实际上使得公积金成为一种隐形福利，进一步拉大了国企、事业单位与民企职工的待遇差距。
这里面最著名的案例是，去年5月《华夏时报》报道的吉林烟草公积金窝案，据报道“吉林烟草所有高管的公积金账户每月入账额均超过1.4万，最高者竟然高达18018元，大约相当于当地公务员或教师月工资总额的4到5倍。”
其次，从提取使用的角度来看，几年前，公积金提取被严格限制于购房、租房（提供完税发票），由于租房发票不易获得，而且会提供租房成本，实际上购房还贷成为公积金的唯一主要用途。
而事实上，工资收入低，公积金缴费低的人群，其购房能力远不如工资收入高，缴费高的人群，这就造成只有相对高收入的购房者，才能享受到公积金制度的好处（低贷款利率），而低收入者缴存的资金只能沉淀下来，获得一点可怜的活期存款利息，这就是所谓的公积金“劫贫济富”这一效应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表现的尤其明显。
最后从公积金的投资收益来看，按照《条例》，公积金应当用于银行存款或购买国债，而这些投资渠道的收益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公积金增值收益还要养着各地公积金中心的官员们。
公积金为什么不能追求高增值？甚至有人呼吁公积金应当进入股市。实际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作为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其主事者没有动力去追求高投资收益，因为高收益必然面临高风险，万一出现损失是有人要丢饭碗的。
就是这样一个住房公积金制度，哪里还有半点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呢？
有些懒于思考的人会问，如果取消住房公积金，这项福利没有了，我们的工资待遇不是更差了？实际上任何为员工缴纳了所谓“五险一金”的公司，都会其纳入用人成本考量。取消公积金，公司也会把那部分钱以工资的形式发给员工，因为这样做公司的工资成本并不增加，而如果不发，实际上就是降薪，员工可能大量流失。
如今《条例》与公积金的使用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希望通过修改《条例》进一步扩大、强化住房公积金的功能。2011年住建部就提出修改住房公积金条例。目前条例修改主要涉及，允许“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还包括“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面”“强制缴存”“完善提取制度”等等。
有专家称，公积金条例修改的难度在于部门利益，很多机构想打公积金结余资金的主意，都想把这笔钱留在自己账上以获利，比如卫生、教育部门。
无论如何，扩大公积金使用范围，名不正言不顺；强制缴存，实际上又使公积金成为一种税。不可否认公积金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本身并创造财富，政府又不会进行大规模补贴，公积金贷款的所谓低利率，除了靠限制一部分人的提取使用以降低资金成本，实在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来如果提取日渐便捷，公积金迟早难以持续，沦为骗局，不如早日取消，还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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