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在这一年投身商海，用创业的方式践行他们的改革梦想。这告诉我们，改革，需要身体力行。2014年6月21日，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在"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上，再度对中国改革做了最大胆的建言。
在主题为“思想市场与改革动力”的分论坛上，几位大佬都谈到了改革的问题。
30年，是什么能让中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将此归功于理念的变化。张维迎认为邓小平的改革离不开理念的变革，这个理念包括从相信计划到相信市场，从相信国有企业、公有企业转向相信民营企业，从不相信企业家精神转向相信企业家精神，从所谓的独立自主，闭关锁国，转向相信了向全球对外开放，从相信人治，再相信到法治。这些理念的变化，使得过去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
石小敏对此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坦言中国的下一步开放就是开放思维，他认为30年前的改革开放正因为理念的开放参与了时代末的改革，才使得中国制造业实现了完全全球化，而这样的全球化把中国带到了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不过改革经过30多年，也爆发出不少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产能过剩。作为企业界的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产品过剩的阶段。
刘永好将改革划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15年前，产品供应时代，这个时代，只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就做一定会取得成就；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15年，这一阶段只要勤勤恳恳认真做，做大规模多招人，市场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个阶段是最近这几年，产品开始步入过剩阶段。这个阶段钢铁行业全行业亏损，有色金属行业几乎也全部亏损，做建材的利润非常薄，房地产日子也非常难过，在这种格局里，盲目的扩大规模多招人，或者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去做不见得能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之所以企业越做越难，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一个转型，中国已经进入了拐点，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增长一段时间，金融危机使经济拐点提前到来，而这种情况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比亚迪电动车现在即使政府补贴12万还要付12万到16万，还是非常贵，老百姓不会买。但是在没有补贴情况下，而特斯拉却打开了市场。中国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实际上产能过剩，大家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产能过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预比较多的地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认为，改革30多年，双规制引发了不少问题，他表示，双轨制导致"官倒"问题出现，在国有制的企业中，承包规定的生产任务按照计划价，超产部分按照市场价。市场价比较高，市场价普遍高于计划价，所以将计划内的产品改换成市场产品，可以获得溢价利益，官倒的出现提出了双轨如何并轨的问题。这是莫干山会议没有想到的，双轨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不管中国、东方、西方，不管将来100年以后，正确的价格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叫价格万岁。必须明确产权，否则价格扭曲，市场就做不了。”茅于轼说道。
张维迎也谈到了同一问题，他表示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都不是合理的价格，合理的价格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当中产生。价格改革的出路就是要放开价格管制。
众所周知，改革到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和关键的时刻，一致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在啃硬骨头。现场嘉宾也不例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目前改革异常艰难，异常艰难是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线，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况都是被迫在改革。“中国经济得到了30多年发展，再想改非常艰难。政府在过去30年里头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段时间之所以能成功，我感觉是这个时候经济比较简单，只要你改革就不会有大的错误。但中国到了今天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体，它变得异常复杂。”姚洋说道。
张维迎对84年改革和现在的改革做了分析，他认为84年的改革是一种理念，现在的改革变成了一种工作。现在改革需要主动性与紧迫性，中国未来应该往什么方向走，如果不去探讨这些问题，成天在按照一种固有的套路在思考问题，就会很危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则对当前改革行动加以了肯定，他表示，十八大之后新的领导人展现出非同反响的举动，对改革已经大大超过以前。又提出市场向背，要建立构建现代国家的现代体系这样的新理念，因此有理由期待，当真正重大挑战到来之后，领导人会决定出新的历史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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