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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这一涉及政、银、企三方的危机似乎逐渐平息了下来，而主导因素恰恰就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协调”。由于萧山、富阳等周边市县区出险企业的授信银行多在杭州市区，杭州近日在市级层面出台了一个联动的《杭州市企业资金链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提出要灵活采用盘活土地等存量资产、税费减免缓交、项目资助补助、推动企业脱保还贷转向其他融资手段、注入企业主个人资产、国有担保公司或平台有条件介入、切断互保链风险、协调债权银行平移担保负债、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充实并发挥市、区（县、市）两级企业应急周转资金等手段。简单来说，即是利用地方政府自己手中的工具和资源，来为地方企业缓解资金压力。不过企业的情况不同，地方政府的侧重点也不同：自身各方面状况良好却因互保、被抽贷导致暂时资金周转困难的，地方政府只需做好银行的协调工作即可；对于确有不小风险但本身有市场有品牌的大企业，地方政府会“及早介入，采取行政协调、司法集中管辖、企业瘦身、市场重组等手段，加大帮扶力度”；至于产能过剩、无救助价值的企业，政府则着重为其进入司法程序处置创造条件。
虽然在该事件的解决上，“政府之手”再次占据主导，不过此事要具体分析。安邦研究团队认为，在当前的地方金融环境下，这不失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值得有类似问题的其他地方政府借鉴。中国发生银行“抽贷”潮的本质原因，一是银行和企业之间没有互信，企业抱怨银行不关注企业具体情况，而银行则惧怕企业隐瞒其真实财务状况，二是银行之间亦缺乏信任和合作，一家银行抽贷往往源于担忧其他银行会抢先抽贷，“后下手遭殃”。杭州地方政府在这一冲突中，充当了信用的通道和担保者，一边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增信，另一边又靠自身信用与银行谈判，弥补了地方信用体系的缺失
，目前看来效果明显：据杭州地方化解办人士说，通过各项措施，现在杭州民企互保链、资金链开始趋于稳定，出险的企业也越来越少。
比起利用融资平台等工具直接参与、影响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动用自身资源和影响力来为企业解决问题，无疑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有限度的干预”。杭州的案例为此提供了一个可操作、可复制的基础框架。不过，弥补地方信用体系的空缺，这一使命虽然短期内只有地方政府可以承担，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则需要逐渐让位于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推动非政府力量来完善地方信用体系，而非强化自身在其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从4月起已开始接受民间资本申请个人征信牌照，中国由央行征信中心一家独大的征信格局可能发生里程碑式的改变，地方经济终于有机会获得真正“接地气”的信用调查机构的参与，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与银行缺乏互信的最佳途径，也是快速准确拆解互保联保问题的基础。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作为信用“中介”和“通道”的作用要想让位于市场，银行业自身的自律合作也必不可少。在西方商业银行解决某一企业或地区的严重借贷危机时，相关银行往往最先会碰头协商，试图自行分配责任和损失，而中国的银行却首先想到抢先拆台，这种短视的行为最终引发了政府信用的介入。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5月萧山区43家银行签署“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同业协定”，公开承诺不压贷不抽贷，这才给该事件提供了被妥善解决的时间。中国的商业银行一方面应该从抽贷现象思考如何减少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则更应反思，银行能为企业提供的除了资金，是不是还可以有咨询、重组等服务？一家企业的财务问题不也蕴含着银行的商机吗？
地方信用体系的缺失导致了当下银行对企业“一刀切”式地抽贷，也令地方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作用不可或缺。短期而言，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影响力和资源来填补地方信用空缺，这是件务实的正事。长远来看，银行间的自律合作，以及连接银行和企业的民间征信业，应该代替政府成为地方信用体系的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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