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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定军
特约记者 段倩 北京报道
要不要宁波市户口，对于蔡芬来说，意义不大。
今年33岁的她，老家是湖北仙桃市彭场镇丛墉村人，约10年前她来到宁波工作，去年在宁波买了房，女儿7岁，也在当地学校上了学。
目前她与丈夫、公婆都在宁波上班，她的户口留在湖北娘家。原因是，娘家还有责任田收入。
“不想转户口，现在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值钱。”7月1日，蔡说。抱着这种想法的城市打工者不在少数。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张自然推断，根据调查，占总体农民工数量大约一半的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前生）即1.4亿人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口。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还发现，部分80后以及此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愿意转户口。
他们的态度，折射出目前农民工群体的部分矛盾心态。即尽管他们在城市有赚钱等生计来源，但社保上学等同等市民待遇问题并未全部解决，所以农村最后一道防线—责任田，他们不想放弃。
国家主管部门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着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但是上述会议也提出，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政策制度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由各地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
不愿弃户口的老一代农民工
蔡芬1982年出生，其丈夫1979年出生，目前在宁波工作近十年。
尽管宁波是副省级特大城市，2013年末常住人口达到766.3万人，但是蔡芬并不准备将户口转到这里。尽管户口要转到这难度并不大。
原因是，自己的户口在湖北仙桃市彭场镇丛墉村，有户口就有责任田收入。自己嫁到仙桃市郭家河镇大发村后，尽管户口没转过去，她和丈夫、女儿3人都分得了田地，有五六亩。她担心如果自己和丈夫、女儿的农村户口转到宁波，则家里的所有田地可能会被没收。
蔡芬目前和丈夫都缴纳了宁波城镇社保，同时有7个证明，即宁波房本、暂住证、就业工作证、社保缴纳证、农村外出打工证、身份证、孩子疫苗接种证。这7个证确保了其女儿可以在本地学校上学，目前已经在宁波上二年级。
蔡芬这么想：等到10多年后女儿上了大学，自己也老了，可以告老还乡，至于宁波的房子，到时再说。
目前蔡芬的公公婆婆已经过了60岁，同样在宁波打工，但是家里仍有责任田。蔡芬的公公婆婆是农村户口，上的是农村社保，每月有50多元养老金。
像蔡芬一家在城市的打工者不愿意彻底市民化，将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的情况，在全国不在少数。
1988年出生的河北省鸡泽县双塔镇东仝东村闫超男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她2004年16岁就在济南打工，此后到江苏吴江一家电子厂打工，工资3000到4000元，并结婚。目前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希望迁户口到城市，是因为考虑到子女上学。
“如果现在能迁的话当然愿意迁。在外面打工的人，应该都愿意把户口迁到城里面，孩子可以在城里上学，环境也好一点”。她又补充道，“但是很少有人迁得成，迁户口太难了”。
在吴江的电子厂工作时，闫超男就有“社保医保”。而现在，她回家结婚后户口迁进丈夫家里，跟以前一样还是农村户口，参加了农村办的养老保险。原因是，每年交100元，连续交20年，到60岁每月可以领取100到200元。
闫超男家里有自己的责任田1亩左右，婚后便由娘家耕种，其丈夫也有1亩左右的责任田，这亩地1年毛收入能达到2000元左右。现在，上述地都租给别人种，一年1亩收取600元的租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3、4月份在基层调查也发现，不仅仅是大城市，即使是小县城打工的农民工，也并非都愿意变成城市市民。他介绍，比如在很多县城，很多农民工考虑到自己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集体收益分配权，不愿到城市成为市民。有农民直接对李扬讲，不当城市市民好处多，因为在农村不一样，有地就有钱，有地就踏实。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根据公开数据， 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69亿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约1.3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张自然判断，根据调查，占总量一半左右的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前生）1.4亿人不一定都愿意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口。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发现，一些80后以及此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愿意。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张自然专门到深圳进行了调研。他发现即使在深圳一些大的公司，很多中低层农民工尽管有稳定收入，也不愿意留在深圳，即使在当地留下，也不愿意转户口到当地。原因是，农民工感觉家里有地更有保障。此外，甚至一些农民都不愿意在城市上社保，原因是不一定转得回去。
城市之间社保并未真正联通接续，也是打工者担忧的， “除非农民工的社保可以全国转，否则农民工感受不到保障，不一定愿意获得城市户籍。”张自然说。
户籍制度改革范围或大为缩小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由于部分农民工不愿意将户口转到城市，这使得实际户籍制度改革的范围可能大为减少。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城镇化的要求，“国家需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葛金田认为，这表明，国家未来需要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
不过新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提法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透露的精神，要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庭在城镇扎根落户，有序引导人口流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张自然以及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葛金田根据公开文件调研推断，这表明城镇化实际需要推进户籍改革的人口范围可能大为缩小，比实际农民工的数量可能减少一半以上。
据预测，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总量会达到3亿多。但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相关规划仅仅要求，2020年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国家发改委掌握的数据是，现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在流入地居住五年以上的农民工有5000万人以上，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大概有5500万人。
这也暗示着，实际到2020年需要着力解决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可能不到当时全部农民工数量1/3。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在流入地居住五年以上的农民工，或者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当中有一些并不都愿意留在城市，愿意留在城市的大多是在农村从未干过农活，以及从小在城市生活，已经融入城市的人。这方面1990年左右出生，或者以后出生的人，希望获得城市户籍的意愿比较大。
“实际上关键的问题我们不能实现人的城市化。”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认为，不调整现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实现人的城市化，不仅工业化和城市化做不好，农业现代化、农村奔小康和农民的增收都会有一些问题。（编辑 谭翊飞 张凡 申剑丽）
作者：定军 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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