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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王东宾 宁波报道
长期以来，融资难俨然成为农村金融领域难以突破的难题，主要障碍是农村缺乏合格的抵押担保品，激活农民信用的金融价值是破解该难题的重要途径。余姚农村合作银行依托农村社区组织建立“道德银行”，通过“道德积分”实现“文明做担保、诚信做抵押”，为具备良好道德表现且有实际需要的常住农户提供无担保、免抵押、低利率的信用贷款，解决创业农民的融资需求。“道德银行”的运行机制根植于乡村治理，激活农民信用，并把金融信用与道德行为表现动态关联，反过来会引导积德行善、志愿服务等社区风尚培育，助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道德银行”与“三信工程”
余姚农合行的“道德银行”依托于“三信工程”，而“三信工程”又是当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解决“三农”融资难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一般由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与当地政府合作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金融机构的认可与使用，使信用数据真正能发挥作用。否则，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信用数据形同虚设，农户也不认同。余姚农合行把政府主导的农村信用体系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工作前置，入村入户自主采集信息数据，结合走访调查、信用评定并配套授信、贷款等实质金融交易建设“三信”工程（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经过近10年的大力推进，到2013年末，建立农户及个人信息档案73981户，评定信用镇1个、信用村85个、信用户68814户，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户信用数据库。
在贷款评审中，信用评定的数据权重占贷款审核的40%。同时，还为“三信工程”配套了三项优惠政策：一是资金优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三信”主体的资金需求；二是利率优惠，同类贷款利率下调15%~25%；三是对于高等级信用主体，可享受免担保优惠待遇。这样一来，信用数据就具有实质性的金融价值，信用户与非信用户、信用村与非信用村以及级别不同的信用村，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不同，利率定价有差别，会引导农户真正尊重信用数据与信用记录。
“道德银行”相当于“三信工程”的升级版，“道德积分”对客户的评定更加细致、信息更全面，由余姚农合行与余姚市文明办于2012年3月正式推出。“道德银行”从“遵纪守法、行为文明”、“热心公益、支持发展”、“诚实守信、勤劳致富”、“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四个方面评定道德积分，积分在80分以上的农户可申请创业信用贷款，额度一般在20万元以内，市级以上道德模范，最高额度可达50万元。利率方面，普通贷款利率约为基准利率上浮85%，如果是信用村的“道德银行”贷款，仅上浮30%。
截至2014年3月31日，“道德银行”已经在余姚全市21个乡镇、街道建立“道德银行”支行，有85个行政村完成了道德积分的评定和创业信用贷款的评审两项工作，对721户农户发放“道德信贷”5662.5万元，有力支持了当地农户的创业增收。有意思的是，“道德银行”成功发放信用创业贷款后，人们观察到，“村民间打架斗殴的少了，邻里和和睦睦的多了；打牌赌博的少了，打拳健身的多了；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少了，参与扶贫帮困等公益活动的多了”。用村民的话说，尽管目前与银行还没有打交道，但随着种植规模扩大，总免不了需要贷款，所以格外重视道德积分。这说明，“道德银行”形成金融创新与社区建设之间的正反馈机制，金融创新会反过来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其中的关键因素是“道德银行”运行机制与社区组织及规范紧密结合。
运行机制根植于社区建设
“道德银行”模式下，道德积分是评定贷款的最重要依据，据以形成道德积分的行为信息是最重要的数据资产。因而，余姚农合行设立“道德银行”的关键环节是建立电子化信息数据库，并对建档客户定期回访、互动调查，提升管理与运用效率。然而，原始数据和道德积分的采集、评定、更新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常态化工作，金融机构人力资源有限，无力独自承担，且可能产生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合宜的途径是有效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优势和村民自治优势。为此，“道德银行”建立了三级网络并配套三套机制，实现运行机制内嵌于农村社区组织。
如图所示，三级网络是指以自然村、行政村为单位分别建立道德积分管理执行小组、管理办公室、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积分相关信息的采集、评定与更新，由余姚农合行负责电子化数据库的开发与维护。显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信息管理体系，其中，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管理执行小组最为关键，采集的是原始数据，是碎片化的实地信息，因而这一层级既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也是信息动态更新管理的关键。
“道德银行”的运行包括三套核心机制：村民道德诚信信息共享机制、道德积分定期评定机制、道德信贷联合评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要求公安、财政、国税、工商等部门掌握的信息与道德积分数据库共享，与自下而上的三级网络采集的基础信息对照呼应，这样贷款人的社会信息更加全面。道德积分分为日常积分和评审积分，采用定期评定机制，前者每月评定一次，由执行小组（自然村）负责，后者每季度评审一次，取三个月日常积分的平均值，并与来自公安、税务等部门的社会信息匹配核实。道德信贷联合评审机制是指银行开放信贷审批权，把道德积分管理三级网络的相关人员纳入到道德信贷评审小组，扩大信息知情人在贷款评审中的直接发言权，以此加强积分与信贷之间的实际关联。
此外，“道德银行”的运行还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引入基层民主的相关制度。例如，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对于“道德模范”等先进评比对象以及向“道德银行”申请创业贷款的农户家庭，其道德积分情况须于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接受公开监督。村民若提出异议，领导小组则须再次评审和核实，否则不得进入下一程序。该制度下，与贷款或评优关联的高道德积分成为一种公开信息，其有效性不仅需要银行的“金融认可”，而且需要社区成员的“民主认可”。社区成员的民主监督与分散的信息结构相对应，形成对三级网络代理风险的有效约束，使得采集的基础信息更真实有效。
因此，“道德银行”的精髓在于实现金融信用与社区治理之间的有效嫁接，社区规范撬动金融信用，金融信用激励社区规范。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规范不再是简单、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与创业的金融支持等实质经济行为直接关联，这将充实社区治理的经济内涵，提高村民自治机构的组织权威。同时，由于道德积分与道德信贷的关联，村民参与民主监督及评议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从而提高基层治理的民主化程度，这样，“道德银行”既依赖于社区组织，也会促进基层民主更加完善。而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道德银行”是“三信工程”的升级版，实现了信用评级由一定程度上的形象工程向注重质量和金融实效转变，小额信贷由“粗放式”向“精细化”金融产品转化。
“道德银行”的最受益群体是道德表现良好、缺乏抵押担保品、创业需要融资支持的农户家庭，而这类群体正是推进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这启发我们在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普惠金融的整体框架更充分地理解“道德银行”金融创新的经济与社会内涵。
走向社区银行的普惠金融之路
2003年启动新一轮改革以来，农村信用社系统经历了股改、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三级跳”，建立了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从“土里土气”的乡村金融机构发展成为现代金融机构。改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合作因素消褪，脱农倾向严重，即所谓的“洗脚上岸”。后来发现，脱农会导致农信系统核心竞争力的丧失，成为无“根”的银行，因此如何扎根农村、深耕“三农”、保持与农村的“人缘、地缘、血缘”优势，成为农信社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农村信用社诞生于农村社区，由农民自愿入股组成，与农村社区有天然的“血缘”联系。浙江的第一家农村信用社—南山信用社，就是1952年10月在余姚南山乡试办成立的。信贷员靠着算盘和简单的账本进村入户，有时单据没带在身上，随手就在纸烟盒上写下字据。“烟盒信用”体现了当时信用本身内生于信用社的合作制性质之中。
农信社改革，建立合规经营制度，“烟盒信用”不再适用，这意味着金融信用从农村社会规范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运行的因素，机构越合规，离农民越远。这就产生了金融信用与金融交易之间“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逻辑问题。农民没和银行打过交道，贷款交易为零，信用记录空白，那么如何评估农民的金融信用？又缺乏合格的抵押担保品，如何获取贷款？这样一来，大量讲信用的勤劳农民被屏蔽在外，是在农村建立普惠金融体制的最大障碍。
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银行”的关键是金融机构率先走出一步，根据来自社区的社会规范数据来评估是否“相信”农民，其运行基于“讲道德”与“守信用”之间的关联假设，“讲道德”必“守信用”。熟悉农村社会和农村金融的人知道，这种假设未必成立。“内外有别”是农村社会伦理规范的重要特点，“对内讲道德”与“对外不守信”可以同时成立，且往往经常发生。因此，“道德银行”有效运行的支撑在于“农民自己的银行”之定位的真正实践，即改制改革过程中保持并升华农信社在农村的“人缘、地缘、血缘”联系，“升华”的内涵是保持这种联系，不是靠守旧，而是靠创新实现银行经营机制与农村社区建设之间的深度耦合。
总结起来，“道德信贷”集中体现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中的最核心问题，从内生于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到内嵌于农村的社区银行之演变，农信系统生存之根本仍在于保持与“三农”难以割舍的紧密联系，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银行，而“道德信贷”助推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恰恰在于普惠金融创新导向社区银行的自然趋势。（编辑 吴铭 李二民）
作者：王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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