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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慧珏 纽约报道
进入二十一世纪，恐怖主义在全球的势头有增无减。美国在9·11之后有十多年打击恐怖主义的经验与教训，但至今仍然没有彻底将基地组织摧毁。而从地缘政治上看，恐怖主义也在不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过去十多年反恐也走了很多弯路，现在逐渐意识到正确的反恐方式，同时意识到需要在战略和战术上保持平衡，以应对下一代恐怖主义。
佩普研究恐怖主义二十余年，作为芝加哥安全与恐怖主义项目（CPOST）主任，他建立了全球性的自杀性恐怖主义数据库，同时也研究非自杀性的恐怖主义。他强调，自杀性的恐怖主义是最致命的最坏的恐怖主义。
自杀性恐怖主义最致命
《21世纪》：作为美国研究反恐的专家，你为什么选择研究自杀性恐怖主义？
佩普：我过去25年的时间内一直在研究国家安全的相关课题，而我认为自杀性恐怖主义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恐怖主义里的“肺癌”。正如癌症有诸多形势，肺癌是其中最易致死的，恐怖主义有许多形式，而自杀性恐怖主义是其中最致命的。
自杀性恐怖主义是最坏的恐怖主义，相比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来说，自杀性恐怖主义致死的人更多。
《21世纪》：在自杀性恐怖主义方面，你最近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佩普：许多人认为自杀性恐怖主义是宗教的产物。在9·11之后，我收集并编纂了第一个完整的全球自杀性恐怖主义数据库，希望发现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第一批从1980年到2003年的数据中，超过一半的自杀性恐怖主义不是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完成的。在那一段时间，全球恐怖主义的领袖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他们比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动的自杀性恐怖袭击更多。
我们发现，95%的自杀性恐怖主义有一个共同点是占领。他们发动袭击的原因，都是因为一个组织占领了另外一个组织，尤其是外部军事上的占领。
如今我们仍然在做这个研究，我们团队的成员收集全球范围内的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数据。看起来仍然是如此：因为一个组织占领另外一个组织仍然是自杀性恐怖主义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21世纪》：从全球范围内看，哪些地区是自杀性恐怖袭击发生最频繁的地区？
佩普：美国在9·11之后占领了大部分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内的穆斯林国家，这触发了这些国家出现大量的自杀性恐怖主义运动，此前并不是如此。另外随着美国占领阿富汗的溢出效应，作为毗邻阿富汗的巴基斯坦也出现了自杀式恐怖袭击。
《21世纪》：为什么之前这些恐怖主义没有在此地发生？
佩普：因为之前没有外部军事占领触发这些行为。
《21世纪》：你认为网络犯罪未来会和恐怖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吗？这是否是一种趋势？
佩普：到目前为止，网络恐怖主义还停留在科幻小说阶段，而不是事实。我们听到过很多夸张的警告，比如大型的网络攻击会导致大面积停电等等，但是目前这些还没有真正发生过。并非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这和炸弹炸毁一座桥是不一样的。意识到可能有网络恐怖主义十分重要，但是同时也不需要担心过度。
美国反恐的三大心得
《21世纪》：9·11已经过去十几年，美国在反恐方面花了大量精力。有哪些得失？
佩普：我们首先学到的是，防御是要紧的。在9·11之后，当时布什政府有许多讲话声明，认为只有进攻才能打击恐怖主义，而防御则无能为力。但是结果发现，做好防御在很大程度上对反恐有帮助。美国加强了出入境管制和机场安检，这在防止外国恐怖主义团体针对美国发动袭击方面非常有用。
第二点我们意识到的是，打击恐怖主义最好的方法是做好情报工作。大部分反恐的工作是情报收集，恐怖分子不会穿着制服到处溜达，也不会到处挥舞旗帜，因此我们需要情报来打击不断游走的恐怖袭击。你可以看到，追捕本·拉登是情报工作的胜利。
第三点我们认识到，向海外派遣大量的地面力量，加入当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去，这是会产生相反效果的。这样的举动滋生的恐怖分子，比消灭掉的要更多。
《21世纪》：如何评价目前美国的整体反恐体系和机制？现在的机制是否足够打击恐怖主义？
佩普：我们永远不能说反恐机制是完美的，我不认为有完美的方案可以应对一切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过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来思考恐怖主义威胁，同时减缓这些威胁。
我觉得必须意识到，有两代恐怖主义我们需要担忧：一是目前的活跃的恐怖主义，在全球积极制造恐怖袭击，并且鼓动个人去执行这些行为；二是下一代恐怖主义，现在这些恐怖主义还没有被激活，但是他们今后会被调动起来。
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平衡，一方面我们要做好防御，同时积极打击目前活跃的恐怖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采取过于强烈的军事手段，否则将激发更多的恐怖主义出现。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方面把握好度，保持平衡。
《21世纪》：9·11之后，美国人民对于恐怖主义的整体意识是否有了较大的变化？
佩普：我觉得反恐目前只限于狭义的抵抗含义。如果我们只限于讨论一些战术，比如如何调查一个人等等，那么我们就忽略了更大的图景。
反恐被简单设定成一系列战术，针对那些被调动起来的恐怖主义组织做回应，这样的战术在9·11之前和之后都存在。
而更大的改变是，那些高级的政治官员更好地理解反恐战略中的平衡，这是一个更高层级的反恐。
因此，战术层面上，警察知道在街道上具体该怎么行动，而战略层面则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在这个更高的层面，学会如何平衡各种不同的战略，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真正的改变。
《21世纪》：这些战术和战略层面上的经验，是否有可能和中国方面分享？
佩普：这是可能的。我和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都有过交谈，我的经验是政府应当和其他国家联系。
《21世纪》：奥巴马几个星期前在西点军校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花了很大篇幅在反恐问题上。他表示美国的直接威胁仍然是恐怖主义，他还发起了一个50亿美元的反恐合作基金，希望加强美国的盟国以及合作伙伴的军事力量。你怎么看待这个基金？是否有可能与中国在这方面合作？
佩普：美国一直有努力通过国际合作来支持反恐，尤其是针对在多个国家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不过，反恐也不仅仅是资金问题。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基金的创立意味着反恐问题的优先权，意味着一种使命感。
中国的反恐
《21世纪》：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佩普：我们现在的确看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但是还没有形成自杀性恐怖主义运动。
这些恐怖主义当然令人感到胆战心惊。不过在我们的研究中，相比起阿富汗过去几百起恐怖袭击来说，中国的数字比较小。但过去五年内，数字快速增加，不再是每年一起，有时候每年有好几起，这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担忧。今后，这个数字也可能再往上涨。
目前来看，中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大部分都是低技术含量的袭击，比如用刀等，极少利用炸弹。
《21世纪》：所以你认为中国面临的恐怖袭击目前仍然在早期阶段？
佩普：我觉得这些袭击仍然在较低的水平上。如果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相比较，2000年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程度仍然是很小的。大家感到很多是因为过去没有这些。
《21世纪》：你有否和中国方面开展过反恐方面的合作研究？
佩普：反恐方面还没有。我在过去19个月中去过中国7次，我和中国不少大学的研究者一起合作，讨论有关亚洲的北朝鲜危机管理的问题。我在一些讲座上提过一些和反恐有关的话题，未来我希望可以扩大一些范围，研究中国的恐怖主义问题。（编辑 谭翊飞 张凡 申剑丽）
作者：叶慧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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