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半年6名国企高管自杀 或意味着自我救赎
坠楼者的上一秒
本报记者 付碧莲
“生”与“死”不但距离不远，还是紧贴着的。6位国企老总自杀带给人的震撼较之其他社会行为更加持久和强烈。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半年间，6名国企高管因何会在人生最得意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表面上看，是工作压力大、精神负担过重、患有抑郁症等原因。若深究，恐怕自杀原因并不是工作压力大那么简单。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2014年以来，已有数十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或“被立案侦查”。这些落马的国企高管在领域上来说，既有能源领域、通信航空领域，也有铁路领域、医药领域，还有金融领域，在企业性质上来说，既有垄断企业，也有来自市场竞争的企业。而这5位今年来自杀的高管也正是在这些领域。
当然，真相只有一个。由衷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打破“一死百了”既往不咎“潜规则”，大胆想象，小心求证，仔细调查国企高管自杀背后的真正原因，还生命一个尊重，还公众一个真相，也还党纪国法一份权威。
52岁的韦江宏“是从五楼跳下去的，脑袋直接撞在一楼的台阶上”，“没有人敢上前去，直到警察到来”。
韦江宏生前的社会身份是，营业额超千亿元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下称“铜陵有色”)董事长。6月25日，事发后第一天，事发地点已恢复了平静。6月26日，铜陵有色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恢复平静。
但是，外界没有停止对韦江宏自杀原因的探求。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这是今年以来第六起国企老总坠楼自杀事件。厌弃生命是需要勇气的。他们面对死亡，是恐惧，是痛苦，是遗憾，还是解脱？
面对死亡，我们能谈的实在太少，所有的思考都将深扎于沉重的痛苦中。尽管如此，探寻他们的死亡真相，找寻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成为解读当下中国政经环境的一条重要路径。
这些身居高位的坠楼者，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职位与生死交织在一起，后者关乎为什么活，而前者关乎该怎么活。我们只能从坠楼者的上一秒开始，试着追问，解惑。
“回original home”
“他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19楼的窗边，拿着手机同电话另一端的妻子说着话。挂断电话后，打开窗户，一跃而出。同事目睹情况，大声喝制，且冲入房内欲拉，为时已晚。”这是坊间流传的航天控股子公司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国雷自杀场景。据悉，自杀前，他打电话向妻子交代了遗言，好好照顾女儿，若遇上财政困难可找其上司帮忙。最后，他以一句“我要回original home”作为告别。
消息传出，市场惊叹，又一位国企高管跳楼了！5月18日，哈药集团副总经理兼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5月19日晚间，三精制药和哈药股份双双发布公告，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于5月16日被立案侦查，5月18日自称身体不适，在黑河市逊克县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摆脱监护法警，于三楼卫生间跃下，身亡。
李国雷和刘占滨的自杀新闻尚未平息，6月24日，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韦江宏从五松山宾馆5楼阳台纵身一跃。
所谓“意外”，非天灾，非人祸，只是他人意想不到或者出乎意料之外的死亡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至6月，有6位国企老总意外身亡。1月5日晚间，中国中铁发布一则公告，称公司现任执行董事、总裁白中仁于1月4日，因发生意外去世。据消息人士透露，白中仁是从自己家中楼上跳下的。3月29日，大唐集团副总经理蔡哲夫去世。尽管大唐集团否认蔡哲夫为自杀，称其意外身亡，然而具体死因仍疑云重重。4月19日，北方信托董事长刘惠文在家中身故，而市场普遍猜测其同样为自杀。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身居要职的国企老总会自杀？这些国有企业出了什么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围绕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打转的普通人来说，这些有钱、有权的国企高管们过的日子是难以企及的光鲜亮丽。然而，古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他们所烦恼的或许也是普通人所无法想象的。
或许，对他们而言，自杀意味着自我救赎——结束了，一切都与我无关了。然而，对活着的人而言，关于他们以及他们所曾掌舵的国有企业的很多事，充满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变得多元，对于局外人而言，茶余饭后，也只能感叹一句：权、钱，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压力山大”
至今，警方对上述6位国企高管的自杀原因尚无定论。查阅这6人的各种消息，“抑郁症”三个字似乎是死亡关键词。在韦江宏过世24小时后，铜陵市公安局发布官方消息：“初步判断韦江宏系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坠楼自杀身亡。”对白中仁死因的各种猜测中，关于“其近年因公司债务负担重患上抑郁症”的说法甚嚣尘上。
尽管，没有任何确切的定论说，蔡哲夫与刘惠文生前患有抑郁症。但是，关于他们“长期精神抑郁、郁郁寡欢”的说法不少。警方初步确定，李国雷的自杀与工作压力有关之后，为了印证这一说法，关于“死者妻子留意到丈夫最近表现郁郁不欢，曾向家人透露工作压力大”的消息不胫而走。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理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从医学角度而言，“抑郁症”是可以被确诊的。但是，显然上述6人中应该无一人有这样的诊断报告。也或许，他们并未寻求过医生的帮助。
不管这些国企高管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是他们“工作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企业的掌舵者，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自然是他们所必须负担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一旦企业出现经营不善、财务困难等问题，他们也就“亚历山大”了。
刘占滨2009年底出任三精制药董事长和总经理，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司2010年其净利润突破3亿元关口，但好景不长，2011年后三精制药开始走下坡路，2011-2013年的净利润分别为3.98亿元、3.31亿元和646.21万元，三年里，其业绩累计下滑高达98.37%。2013年，三精制药上市十年来，主业首现亏损。
中国中铁旗下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对于企业负债过重成白中仁自杀主因的说法，这样回应：公司债务压力确实过重，负债率太高，有的子公司甚至超过90%，如中铁五局便曾在破产边缘。年关将至，又发不出工资，前几天中铁一局和中铁四局的员工曾来讨要工资，“这事儿动静闹得挺大，估计直接诱发了白中仁的抑郁症”。
韦江宏跳楼的动机至今未被坐实，但其企业负面信息不断：经营不善、环保被督办、收购失败、增发不利。公开资料显示，铜陵有色最近几年的营收一直稳定在700亿元以上，但净利润连续多年下滑，2011年净利润14.32亿元，2012年下滑到9.24亿元，2013年同比再跌近四成仅为5.73亿元。除营收压力外，环保督查力度的加大，也是铜陵有色的大麻烦。今年5月，铜陵有色两家下属企业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金昌冶炼厂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铜冠冶化分公司上了环保“黑名单”。
韦江宏的另一重压力，可能与其主导的重组收购内蒙古赤峰市国维矿业有限公司有关。据了解，国维矿业目前已经关闭，原因是开采铜品位与评估报告不符，实际达不到开采品位。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铜陵有色在年初公布的增发方案进行的不太顺利。
“逃脱法警”
企业经营不善、业绩下滑，是国企老总“负气而走”的主要原因吗？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商业环境不及以往，企业经营压力普遍较大，如果仅仅因业绩下滑就要以死谢罪，绝不会仅仅是这6位国企高管。
诚然，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高管对于企业经营不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负首要责任。然而，任何一家企业的成败绝不会只因某一个人，尤其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换句话说，如果国企老总都有“以命效职”的责任感，或许中国的国有企业会更加辉煌。
经营不善、业绩下滑并非这几个月的事情，而且李国雷所在的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出现下滑。为何他们选择在了此时走上绝路？有传言称，与贪腐问题有关。
白中仁事件爆发后，中国中铁董事会秘书、新闻发言人于腾群再三强调，公司的债务和风险是可控的，公司业绩亦在好转，并不存在负债过重的问题。他指出，尽管中国中铁的负债率比较高，利润也不太高，但是其行业属性决定了该公司更多是为了解决人员就业问题，利润率很低，负债率与同行相比亦是类似，并不特殊。更有消息人士指出，实际上这两年来包括中铁公司旗下工程局在内的整个铁路建设市场形势是渐好的，“这两年来铁路投资在慢慢恢复，铁路政企分开、招投标改革之后工程企业拿项目也要相对规范，如果白承受不住压力，应该是在2011年日子最难过的时候，而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三精制药对2013年业绩彻底沦陷的原因颇为轻描淡写，该公司证券部在邮件中解释：2013年公司整合营销资源，调整销售策略，进行渠道整顿及消化库存，主导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同时主导品种的原材料成本不同程度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显然，刘占滨的轻生与其职责的相关度并不太高，而公告中明确指出的“逃脱法警监护后跳楼”字样，也就坐实了刘占滨贪污受贿被查的事实。
去年以来，医药反腐风暴席卷全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涉嫌商业贿赂案被查后，多地也曝出药企和医院负责人、医药代表被抓的案例。而反腐之风终于刮到了刘占滨身上，知情人士称，华润黑龙江医药某中层实名举报总经理刘彦铎与“三精制药”合作成立公司，从而牵出刘占滨。三精制药一些中层被抓后，刘占滨知道自己要出事，开始托关系找人“打点”。他的行为被汇报给纪检部门，检察机关加快了对他的调查进度。5月18日早上，刘占滨被黑河市检察院带走。
显然，刘占滨涉嫌贪腐的事实是较为明确的，也是这自杀的6位高管中惟一一位被执法机关带走调查的。但是，没被带走调查的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问题。
有消息指称，内地执法部门最近立案对李国雷展开经济调查，而这也是导致他郁郁寡欢、情绪低落的原因。同样，对于韦江宏渉腐的说法也一直不绝于耳。有媒体曝出，韦江宏于今年6月13日接受媒体采访后，就淡出了公众视线：6月18日，安徽省国有企业改革专题调研组到铜陵有色集团调研；6月21日，安徽省财政厅到铜陵有色集团调研节能减排，韦江宏均未现身。关于“韦江宏已在五松山宾馆接受纪委调查，被限制出行多日”的说法更是盛传于世。
而除了医药行业正在猛刮反腐风暴外，铁路部门的反腐浪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白中仁2010年6月出任中国中铁总裁，2011年2月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免职调查，随后铁路系统落马官员不断。在2013年下半年，中国中铁旗下的中铁隧道公司高管被“一锅端”，该公司董事长郭大焕、总经理张继奎、总会计师裴广进三位高管同时被抓，检察机关指控三人犯了受贿罪。而且，包括中铁隧道老总在内的铁路工程局高管在受贿的同时也在行贿。
“人在江湖”
人事斗争，向来是国有企业的一大弊病，即使已经身处高位，也会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而这也是这些国有企业高管们面对的除了企业经营业绩之外的另一大压力。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许能映照这些国企掌舵者的心境。一位曾在央企工作过5年而最终选择逃离的民企老板曾这样对记者开玩笑道：“在政府机构及国企单位，那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几乎是‘血淋淋’的，斗不赢就出局。不想斗也不行，否则，你会被无数人踩得血肉模糊。”
因曾深得哈药集团前任董事长郝伟哲的赏识，刘占滨从2009年7约开始执掌三精药业。哈药集团旗下只有两家上市公司，让刘占滨任三精药业董事长，可谓深得重用。据悉，郝哲伟曾有意让刘占滨接替自己成为哈药集团下一任董事长。不过，2011年郝伟哲退休，原哈尔滨市副市长、国资委[微博]主任丛国章调任哈药集团董事长一职。新董事长采取了和郝伟哲完全不同的战略，在公司内部也开始积极调整，对刘占滨的态度可能发生了变化。
刘占滨与刘春风不和，这也已是哈药集团内部众人皆知的事情。甚至有消息传出，刘占滨被调查或源于内部举报。2013年6月份，在三精制药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占滨再次当选为公司董事长，但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而由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春风接任公司总经理一职。在公司管理体制中，总经理一职把控着公司的整体运营与管理，在相当程度上作用大于董事长，这也正隐射出刘占滨在哈药集团内部的地位正在被逐渐边缘化。
当习惯自己成为焦点、核心的人被逐渐边缘化，不再只他一个人说了算之后，很多人都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心里的那道坎始终迈不过去。除了刘占滨之外，曾经在“泰达系”叱诧风云的刘惠文同样经历了这种被逐步边缘化所带来的痛苦。
刘惠文于1996年开始担任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01年起担任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并兼任旗下多个公司平台的关键职位，从此开始全面掌控泰达。在刘惠文刚刚接手时，实际面对的是极不乐观的现状，泰达集团的前身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投资公司和进出口公司，彼时两家公司欠下银行5000万的巨额债务。为了摆脱困境，刘惠文以债务向银行担保，拿下2.5亿贷款。此后便开始了他重塑泰达计划的第一步——将泰达集团推向资本市场。
1997年8月12日，经天津市政府将天津美纶股份全部国有股权无偿划归泰达集团经营管理，当年9月24日更名为泰达股份。这场对于泰达系而言至关重要的重组便是由刘惠文操刀完成，至此泰达系第一次囊括了上市公司，日后也被认为是泰达系最具价值的一个上市平台，泰达系诸多优质的金融资产都被装入其中。经过多年的运作，目前泰达系已持有渤海银行、渤海证券、北方信托、天津信托、恒安标准人寿、渤海财险、国泰君安、天津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股权。
然而2011年5月，刘惠文从泰达控股董事长、党委书记以及泰达股份董事长几个岗位上离任，曾任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秉军接任泰达控股董事长，曾任天津塘沽八中团委书记的张军接任泰达股份董事长。在泰达系其他公司里，刘惠文也逐渐淡出，2011年担任渤海财险董事长两年后，也于2013年去职。截至其生前，在泰达系的核心位置上，仅保留北方信托董事长一职，刘惠文被“边缘化”的痕迹明显。
企业家的坎
近年来，关于企业家自杀的消息不时传出。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为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而自杀。其中既有国企的掌舵者，也不乏民营企业家们。对于这些企业家的死因却始终是谜，没有人能全面的解释，无法盖棺定论。
其实，企业家自杀现象绝非中国才有。据日本警视厅的《自杀白皮书》透露：1986年日本有275名企业家自杀，1987年有47名企业家自杀。此后，每年都有企业家自杀。而韩国自杀率曾一度连续8年位居发达国家之首。现代集团总裁郑梦宪2003年8月自杀，造成全球企业界的轰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更是成为了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自杀的总统。
之所以这6位企业家的自杀引发众多关注与热议，无非三大因素：一，这6个人自杀的时间比较集中，因此给外界强烈冲击。二，恰好这6家公司都是大型国有企业。三，目前正值国内各行业反腐浪潮。
一位曾在商场沉浮，以失败告终的前企业家曾这样对记者谈起过自己的心理，“我二十岁出来工作，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最顶峰时手握三家公司，资产达到40亿元。之后三家公司纷纷破产。我不甘心，选择重头再来，却始终是‘跌倒爬起又跌倒’的戏码，在知天命之年，选择了放弃。”他说，“很多人瞧不起我，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家人。然而，你没有真正经历过，你就无法体会那种承担一家企业的艰难与重压。”
“在中国做企业太难，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日子同样不舒心。其实，在领略过高处的风景之后，重新跌落回平地并能坦然接受的人并不容易，很多人都选择了不归路。”这位自嘲为失败人士的中年男子感叹，“虽然我并不成功，但是很多企业家跨不过去的那道坎我跨过去了。”（来源：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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