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2014年银行业发展论坛”上表示，现在一些大型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债权人和企业本身都寄希望于政府来牵头行政和解。同时，他们会要求政府注入资产，帮助企业脱贫解困。刘士余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他指出，陷入危机、但有救助价值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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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发展论坛邀请央行副行长演讲，本来是希望他可以讲讲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银行业如何化解不良资产的，在当下，银行业面临的这些问题虽非生死存亡，但着实压力不小。但刘士余的讲话却大谈起企业应该通过《企业破产法》规定的路径进行重整，显然有其所指。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9个季度上升至1.04%，不良贷款余额连续10个季度上升至6461亿元。各省份中，经济大省也是不良贷款大省，浙江不良率为1.91%，山东不良率为1.42%，江苏不良率为1.28%。
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银行业的不良率刚突破了1%，但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银行业的不良率可能远远高于公众的想象。6月份媒体披露，连云港的一家农商行2013年报显示，营业利润为负，资本充足率降至-4.56%，不良率高达26.76%。
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对应的是企业的经营困境，江浙一带不乏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新闻。很多企业现在也只是财务上没有倒闭，因为还可以靠银行贷款的借新还旧来支撑。2012年，几个部委曾就地方政府的存量融资平台债务实行“风险缓释术”，允许融资平台到期债务展期、借新还旧等。事实上，“风险缓释术”的应用绝不仅限于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的国有企业甚至大型民营企业或多或少都在享受这个待遇。
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不善，或者无法平稳熬过经济衰退，破产倒闭是绝大多数企业的最终命运，这也意味着股权所有人的心血付之东流，银行等债权人的权益被侵蚀甚至清零。这是谁都不愿意的，于是在中国更有可能的结局是，银行继续给陷入困境的企业贷款，帮助其渡过危机，两厢得利。
更进一步，企业的背后是地方的G D P、就业人数，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让它们倒闭。现实中政府总是主动、被动地介入企业重整，鲜有企业以破产的形式进行重整或关闭清算。从数据上来看，美国一年有上百万件企业和个人破产的案件，2009年更是高达150万件。中国则一直没有公布过破产的数据，据著名破产研究专家曹思源的统计，近十几年来，每年破产不超过1万件，少得可怜。
这实质上是一种软预算约束，尤其以国有企业为甚，大而不倒、僵而不死，有的企业甚至根本没有现金流，完全靠从银行借新还旧来维持运营。这些国有及大型企业凭借政府担保的信用，对利率不敏感，敢于在市场上以极高的利率拆入资金，是当前信托、银行理财等行业可以维持较高无风险收益的主要背景。
这种情况下，金融改革根本没办法再往下推进。过去的几年内，贷款利率下限放开，银行理财等存款替代品也推进了金融脱媒，利率水平已经朝着均衡水平发展。正常的市场情况下，较高的利率将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绩劣的企业将不得不破产而退出市场，但现实并不是这样，由于市场中有的经营主体并不是市场化的，它们不担心自己会倒闭，借钱的时候根本不考虑资金成本问题，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中，它们毫无顾忌的借款行为加剧了利率抬升的速度，极大地扭曲了金融市场。
劣不能汰，意味着优也不能胜，反而可能因为融资上的劣势，被绩劣企业击败。这个时候，银行如何做选择题？它们更可能支持有政府背景的绩劣企业，而不会贷款给绩优企业，因为后者没有政府担保。经济效率就是这么被损失掉的，整个银行业也陷入系统性风险，这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局面，刘士余的担忧恐怕也在于此。
破产的过程当然是痛苦的，但唯有破产，才能让企业优胜劣汰，从而促进市场整体效率的提升。只有存在破产压力，企业才不敢无所顾忌地高成本借款，才需要提高管理效率、进行产品创新、开拓新的市场。对于银行业整体来说，单个或某些企业的破产虽然会让风险管控能力不强的银行利益受损，但也会突显绩优银行的风控能力，同样推进银行业整体风险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的提升。
从经济大局来看，经济结构如何才能调整，无非就是“落后行业出局、新兴行业崛起”，落后行业的企业不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甚至还占据着绝大多数的银行贷款规模，新兴行业如何能崛起？经济结构怎么能调整成功呢？(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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