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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费杨生
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从高向中高换挡、结构从失衡向优化再平衡转换的特殊时期。未来数年，经济增速将在预期目标下限区域运行。为适应这种经济新常态，宏观调控要把握好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而在经济换挡调整“阵痛期”，必须更加倚重“中医疗法”，强化内在免疫机制和造血能力，注重开渠引水和内生机制的优化。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一词被视为领导层对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尽管领导层没有明示新常态的具体含义，但综合一些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观点来看，新常态的特征凸显为，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和内部的人口红利衰退，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三驾马车”、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向优化再平衡转换。
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既要直面经济结构转型的固有难题，也要摆脱侧重“电击疗法”的惯性依赖。实体层面，6月多项经济数据显示，下半年经济底部走稳的概率较大。PPI同比降幅连续3个月收窄、PMI连续4个月回升，表明制造业通缩风险在下降。但短期走稳并不是新一轮扩张周期的开端，本轮经济调整亦非简单的周期循环，而是“投资+出口”模式出现结构性故障使然，面临着产能过剩矛盾日渐突出、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财政金融风险增大等长期挑战。可以预期，未来两三年将是中国经济换挡的困难期，经济增速或维持“七上八下”底部震荡格局，存量调整的结构转型不时带来化解过剩产能、债务危机的阵痛，各种领域的改革也将在各利益主体间碰撞出摩擦的火花，而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任重道远。
调控层面，侧重开渠引水和内生机制优化的“中医疗法”更有利于熨平经济调整阵痛，解决长期发展问题。首先，“大投资”、“宽货币”的“电击疗法”既与潜在增长率下滑的现实不匹配，又治标不治本，治了短痛，添了长痛，而中国经济目前即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其次，中国经济回旋余地大，具备实施“中医疗法”的基础。宏观调控向稳增长的侧重主要缘于就业这一社会问题的考量，稳增长说到底是稳就业。但无论是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下滑的人口结构变化来看，还是从服务业大发展的产业转变来看，抑或是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下滑但就业人数不断攀升的现状来看，就业对稳增长的牵绊作用将弱化。社会因素权重的降低，可推动调控部门更多地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来促改革、调结构。
再次，“中医疗法”的核心是打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从全系统出发，从制度层面打破供给瓶颈，释放制度红利。这需要注重开渠引水，核心是打破行业、地区垄断和要素流动障碍。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只有在流动、竞争中才能更好地创造价值。如果以国家经济安全、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等名义限制生产要素的合理进出，最终将带来要素供给瓶颈、生产效率下滑以及权力寻租等问题。因此，应大力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改革，改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供给和定价；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
此外，应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优化。“电击疗法”侧重外部强刺激，短期止痛而忽视长期损伤，“中医疗法”则更强调长短相济，强化内在免疫机制和造血能力。比如，财政政策上，强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顺，财权事权的匹配，降低企业税负，而非短期的资金投入；行政管理上，强调简政放权，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而非干预企业运营；经济增长上，强调新经济点的培育，而非卖地造城模式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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