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四车道的宽阔的马路上，车辆稀少；道路两旁矗立着各类制茶企业，一片“寂静”……这里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湄江镇地势最平坦的湄潭经济开发区。
这个成立于2004年、最初定位是食品加工的工业园区，在2009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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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茶叶生产链短，且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几乎为零，自然不会见到如重工业或资源加工企业那种浓烟滚滚的生产场景了。”湄潭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甘立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在湄潭开发区的“安静”之下，为督促王老吉年产4亿瓶的两条生产线今年12月底顺利落户投产，湄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亲自坐镇指挥。
在绿色高效食品之外，湄潭县还提出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不同于湄潭工业区的安静，通往规划总面积83平方公里的贵阳小河-孟关装备制造业生态工业园区的开发大道上，则绵延着一辆接一辆的载重卡车。由于装满了各种建材，卡车有点吃不消，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不时地吹起满地的灰尘。
这两个工业园只是贵州本轮工业园建设热潮的缩影。
根据相关规划，“十二五”期间，贵州将在全省88个县市区规划建设111个产业园，其希望到201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实现1万亿元以上，建成的100个产业园区要实现工业产值5000亿元以上，占比超过50%。
而这一轮狂飙突进的工业园建设，在将贵州打造成中国经济“黑马”的同时，也面临着在内陆生态脆弱地区过于行政化的推进工业化是否有悖绿色崛起的诘问。
不过，贵州经济的一骑绝尘，似乎已经淹没了质疑。
1. “黑马”贵州
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省纷纷抛出大规模投资计划以“保增长”的背景下，当下的贵州恐怕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太多“保增长”压力的省份。
2014年一季度，贵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1.15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居全国第2。这延续了2011年以来贵州的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省，一向是中国经济落后地区。在“十一五”结束之际的2010年，贵州省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其依然是中国发展最滞后的地区之一：人均GDP全国倒数第一；经济总量全国第25位；工业化程度系数0.8，落后全国15年；城镇化率29.9%，与全国水平相差16.6个百分点。
但2011年开始，贵州发展动力猛增，犹如一匹黑马从全国各省区中脱颖而出。当年，贵州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701.84亿元，比上年增长15%，一跃成为全国第三。这一成绩创下1985年以来贵州经济的增速最高水平。而在此之前，2010年度同一排位中，贵州以12.8%的增速，屈居全国第18位。
其后，贵州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2012年，贵州经济增速上升为全国第二；2013年，跃居全国第一。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年度经济增速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并且也是自2010年四季度以来，连续13个季度保持12%以上的高速增长。
短短一年时间，从全国经济增速下游跨入全国三甲，这在中国地方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不多见—这种现象被称为“贵州速度”。2012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创造一个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被正式列入政府发展任务。
并且，贵州经济“黑马”的步伐仍未减缓。贵州省长陈敏尔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贵州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000亿元，增长12.5%。而根据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此前的表态，到2015年，贵州省经济总量要达到1万亿元，冲刺“万亿俱乐部”。
近10年来，经济增速登顶中国的第一的省份，只有内蒙古、天津、贵州3个。而内蒙古是得益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重工业化进程加速背景下的大规模煤炭开采；天津则由于是重点打造的“中国第三增长极”，中央企业投资蜂拥而至；唯有贵州，突然崛起于中国经济焦点视野之外。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贵州速度”？
2. 交通基建、工业园区双轮驱动
从贵州省GDP的构成看，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其经济突飞猛进的主要推动力。
在贵州经济增速排名步步高升、跃入全国前三的2011、2012、2013年，其固定资产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分别是：89.47%、114.8%、88.7%！与之相较，在2005至2009年，这一比例从未超过56%。
据贵州省政府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贵州共有施工项目3873个，比上年同期增加491个。其中，本年新开工项目2451个，比上年同期增加296个。固定投资方面，1-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223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7%。其中，工业投资350.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9%；铁路投资113.77亿元，增长29.2%；公路投资435.09亿元，增长20.2%；房地产开发投资816.18亿元，增长22.8%。
没错，在贵州急剧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关键组成部分。
贵州省经信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贵州省111个产业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017亿元，同比增长23.5%，占全省工业的55%。其中产值最大的为，仁（怀）习（水）和小（河）孟（关）两个园区，产值分别达到392亿元、362亿元。而在2010年，贵州64个产业园区的总产值仅1600亿元。
“2013年全省产业园区产值突破5000亿元，提前两年完成园区"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产值目标。” 贵州省经信委主任李保芳说，产业园区工业总产值及占全省工业比重，是衡量园区发展规模和聚集效应的一个重要指标。
近3年来，贵州省产业园区完成投资年均保持30%左右的增速增长，占全省工业投资比重达到65%。
交通投入的迅速增加，则是在2012年初国务院颁布国发〔2012〕2号文件将贵州定位为“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之后。
根据贵州省政府发布的数据，2013年，贵州省完成858.6亿元的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同比增长40.2%，铁路投资322亿元，已超过年度250亿元目标72亿元，位居西南第一，全国第三，创历史新高。
2012年底到2013年底，贵州省陆续发布高速公路、水运、铁路建设三年“会战”方案，累计计划投资达5900亿元以上。2014到2017年，铁路建设要完成投资1800亿元以上，平均每年需要完成投资600亿元，几乎是2013年全年铁路投资的两倍。
来自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关于交通运输工作评议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称，2014年1-4月，贵州省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384.8亿元，同比增长37.2%，其中一季度投资总额排全国第1位，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而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工业投资，都指向贵州的“工业强省”战略。
3. 工业强省战略
2010年8月，贵州新的党政领导班子成立，先是栗战书接替石宗源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接着时隔不到10天，江苏省常务副省长调任贵州省代省长。两个月后的10月26日，贵州省召开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发展大会，作出“工业强省”的战略抉择。
紧接着的2011年1月，作为工业强省的重要载体，《贵州省“十二五”产业园区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贵州将在全省9个地州市、88个县市区规划建设111个“布局优化、产业集聚、用地集约、特色明显”的产业园。
其中，遵义市最多，达17个，安顺市15个，其余地市9-12个不等。
“产业园区对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贵州省工业化滞后，主要是产业园区落后。发展产业园区是被发达地区成功实践反复证明的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贵州省山多地少、平地更少，必须通过发展园区，千方百计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和投入产出率。”2011年11月17日贵州省产业园区发展大会上，赵克志如是描述工业对贵州的意义。
肇始于蛇口工业区、滥觞于苏州中新工业园的工业园区经济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被推崇的经济发展经验之一，而赵克志调任贵州前的江苏，则尤为典型。因此，江苏向其他地方输出官员后的一大特征，亦是大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在“工业强省”战略驱动下，贵州这片土地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热切”过，各级党政领导在各种会议上反复要求其所属地区以“超常规举措推动跨越式发展”，恨不得将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欠债在一夜之内补齐。
贵州省社科院副院长宋明形容，“到处都在建工业园区，到处都在建基础设施，很像珠三角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感觉”。
4. 6次工业化探索
纵观贵州历史，2010年并非贵州现代化工业化浪潮的开端。
2005年开始对贵州工业史进行整理的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经营者萧然，将贵州的工业发展史分为6个阶段。
1895年至1936年为第一阶段。萧然认为，这个阶段可算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延续，如镇远有汉阳铁厂的附属工厂—当然，贵州的采矿和冶炼企业诞生更早，但不算现代工业。
第二阶段是1936年至1949年，抗战迫使国民政府陆续西迁部分工业，贵州由此第一次成建制、系统性的拥有了现代化工业。如1938年从南京迁来的贵阳矿山机器厂，在南京叫中央修械所，隶属国民政府44兵工厂，它带来了现代化的机械生产技术。甚至还迁来了一个战斗机发动机生产厂，负责中国空军飞机发动机的组装修理。
但萧然认为，上述两阶段对贵州现代工业发展“并未产生太大帮助”。理由是，彼时西迁的工业更多是军工企业，在1949年后又被迁往台湾，
第三阶段是“文革”前17年，新中国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得贵州出现了多个农机生产厂。不过，当时目的是为了解决温饱，并非为发展现代化工业。
1966至1980年的第四阶段，属于“三线”建设时期，陆续从全国迁入了超过70个工厂。“除三大基地外，六盘水的成立也和三线建设有关系，三个城市因为拥有西南煤海而合并成了六盘水。”萧然介绍。
第五阶段是1980年至1995年。萧然认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军转民、改革开放、冷战结束。即“三线”建设时期的军工厂纷纷转为民营以及市场化运营，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开始大幅提升，倒逼了贵州工业的加速转型。
第六阶段是1995年至2005年，属于中国现代工业完成最终布局时期。2000开始的全国基础建设大发展，2005年又出现汽车行业井喷，全国各地都在大上项目，争取获得产业布局的垂青。
在萧然看来，这6个阶段中，“三线”建设时期创立的工业，对贵州的工业体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直至今天，贵州的工业基础也依然是这个时期迁入的这些厂形成的。”他说，目前贵州工业企业中排名前10或前20的，都在这其中，如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但遗憾的是，贵州并未能够依靠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成果，完成现代工业布局。
究其原因，贵州大学西部研究中心主任洪名勇认为，军工产品制造的原材料和消费市场都与贵州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关联度不大，并未有效带动贵州工业高加工化。
而这背后是贵州走过的非典型工业化道路。
5. 低端重工业化之路
“建国以来贵州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是一条低速度扩张的工业化道路和以初级产品为主、资源依赖型的"过度重工业化"的道路。”洪名勇说。
低速度扩张的工业化道路，表现在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以及工业资产的增长幅度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速度过慢。如工业产值方面，贵州1978年为37.11亿元，2009年这一数据为3426.69亿元，增长91.34倍；但同一时期全国的平均增长为128.41倍，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分别增长238.91倍，344.62倍、403.21倍。
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过度重工业化”道路，则表现为贵州的工业发展并非按照“以轻工业为基础，再发展重工业”的演化路径，而是在轻工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直接走上了重工业的道路。而重工业化路径并未带动贵州工业结构的升级—贵州虽然有高精尖的航空航天产业，却连配件厂都做不起来。
“这是因为贵州在发展重工业时，以矿产资源为基础，主要进行矿产的开采和初加工，没有进行深加工的产业配套；其次，贵州的能源工业以水力资源和煤炭资源为依托，目标市场在广东等东部沿海，而不是源于贵州工业发展生产的需求。”洪名勇表示，正因为贵州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只要有资金投入就能够进行矿产资源开采以及初级产品加工，并在短时期内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使贵州不仅在工业结构升级和规划方面思考较少，也没有将更多的资金、科技、人力资源等资源配置到工业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上以实现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化、高级化，进而提升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质量；相反，这使贵州工业最终形成对资源性产业路径依赖。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胡晓登则表示，贵州一直依靠能源矿产业，产业链太短，最终产品的加工能力非常弱。“贵州的铝资源在全国排前三名，但只能出铝锭，卖到广东，1万多元一吨卖出去，一万七八的铝型材买回来，导致加工附加值和消费资金两部分双向长期流失。”
而贵州省长期以来以资源开采以及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亦使得其经济抗风险能力偏弱。贵州省统计局认为，工业结构单一，煤、电、烟、酒四大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比重高达66%，受市场需求影响，工业经济易产生波动，特别是重化工业、能矿产业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现象，化解产能过剩和调整产业结构必将对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我省资源原材料行业产生冲击。
6. 产业园激进“后遗症”：入驻率偏低
“目前贵州发展产业园区，一个突出问题是园区太多、同质化严重，而由于大多数产业园区的经营主体都是当地政府，因此在资金投入和应对市场的灵活性方面相对较差—如遵义有很多工业园区，目前入驻率依然偏低。”遵义V谷招商部经理秦超介绍。
遵义V谷产业园由三个股东出资构成：江西泰豪集团占60%股份，遵义市政府和汇川区政府分别占30%和10%。其虽未能完全跳出“建地招商”，但和其他产业园区不同的是，遵义V谷在人力和资金上提供了更多贴近市场的服务。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胡晓登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就其调研情况看，运行良好、有大量企业入驻、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工业园区大跃进”最终会出现大的行业洗牌—最后，贵州的产业园区会缩减至20到30个。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产业园区不能"旧瓶装新酒"。”胡晓登说，“有的县搞产业园区，仅仅是把原来零散的企业搬入园区统一生产，既不增加新的生产力，又不创造新的财富，成本效益比非常低。”
洪名勇认为，“三线”建设时期贵州省工业化的一些错误做法—如过于行政化强调数量轻质量—可以为目前的产业园区建设带来警惕。
因此，在洪名勇看来，不应过于强调园区数量、“一刀切”的要求每个县都要建一个工业园区，而应重视质量，适合建园区的地方才能建，否则招商引资会有后遗症、浪费大量土地。
与产业园区出现的上述问题相伴随的是，入驻工业园区的项目中大企业偏少。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计划总投资在10亿元以上项目63个，占总入驻项目个数的4.5%。其中，计划总投资在50亿元以上的项目6个，仅占总入驻项目的0.4%。
并且，园区引进项目中高耗能行业较多。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入驻工业园区项目中，六大高耗能行业共有350个项目入驻，占制造业入驻工业园区项目总数的37.9%。
从项目融资情况来看，上半年贵州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中，自筹资金占比接近四分之三。项目融资渠道过于依赖自筹资金，其它渠道的融资力度亟待增强，如国家预算内资金、债券和利用外资占到位资金比重均不到3%。部分制造业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尤其不理想”—如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本年到位资金均不到计划总投资的30%。
7. 政策调整：扶持前30%工业园
2012年后，贵州省高层也意识到了产业园区呈现出的“多而不精”、“大而空”的状况，随后设立了80多项评分标准，提出“511培育计划”—重点扶持100个产业园区中排名前30位的园区。
而在产业培育方面，贵州省亦有意摆脱以资源型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目前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三大运营商云计算基地、中关村贵阳科技园等项目落户贵州。其中，云计算被贵州省寄予了最大的希望。
根据贵州省出台的《关于加快信息产业跨越发展的意见》，贵州将构建以贵安新区为核心，贵阳市、遵义市为两极，多地协同发展的“一区、两极、七基地”产业格局，到2015年，实现信息产业规模总量3100亿元左右，信息化水平指数提升至全国三类地区水平。
据胡晓登介绍，贵州接下来发展工业有两个基本思想，第一是发展新型工业，如大数据产业；第二是对传统资源型能源矿产业的升级换代。
萧然认为，贵州还是要站在历史基础上发展工业。此外，应看到工业发展的趋势，“如果贵州还期望承接简单制造业转移，并不适合—这些制造业转移的附加值很低，而贵州山地居多、土地资源没有优势；相反，综合看待生态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或许将是另一个发展趋势。”
据悉，贵州省政府计划从2014年起，在4年时间内完成投资6200亿元。（编辑 刘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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