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有色原董事长韦江宏自杀身亡。6月24日，网友的惊讶之词弥漫微博。
多云的夏日，韦江宏的身体在坚硬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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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公安局发布消息：“初步判断韦江宏系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坠楼自杀身亡。”
此前，相继有企业高管落马，包括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香港中旅(集团)总经理王帅廷等，涉及石油、电力、银行、通信等多个行业。
查高官也查高管
在官方宣布“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背景之下，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
在薄熙来被“双规”之前，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去向不明。2013年，当薄熙来受审时，徐明作为证人出现，公众这才知道徐明因向薄熙来家人行贿而被司法机关采取法律措施。
山东省高院的二审裁定书认定，薄熙来利用职务便利为实德集团谋取利益，明知并认可薄谷开来、薄瓜瓜收受徐明财物折合人民币1900多万元。
早在2011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山西富豪丁书苗亦被调查。随着刘志军案尘埃落定，丁书苗2013年也出庭受审。
2012年12月2日，十八大闭幕后仅仅18天，56岁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即被中纪委带离，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国企业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进入2013年，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成都兴蓉投资董事长谭建明、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国腾集团董事长何燕、明星电缆董事长李广元，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平兴、成都银行董事长毛志刚、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雅安市常务副市长蒲忠、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成都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吴忠耘等先后落马。
值得一提的是，比李春城资格更老、级别更高、看似已经安全落地的李崇禧遭调查，不啻四川官场的一颗炸弹。
“四川官商两界仿佛经历了一场大清洗。官商勾结这样一扯一大串，确实罕见。”一位纪检部门人士说。
四川官场地震之后，2013年8月底9月初中石油系统掀起了这次打老虎行动的第二波。2013年8月26日，中央纪委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27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再宣布，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上市公司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三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两天之内，中石油两名集团副总经理和两名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级别的高管落马，实为罕见。自2013年3月，原中石油董事长、中央委员蒋洁敏升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后，王永春是中石油高管中唯一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还有担任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的李华林，2013年7月29日刚刚被公布获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另外，冉新权所执掌的长庆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仅次于王永春执掌的大庆油田。王道富此前亦于2003年1月—2008年5月担任过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一职。
石油系统高管频频落马，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很快出事。8月28日的国资委网站上，还发布了蒋洁敏赴中航工业调研的消息。9月1日上午，新华网发布消息，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58岁的他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
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中石油股份副总经理薄启亮分别于去年12月和今年5月落马，中国华油集团总经理王文沧、中石油规划计划部总经理吴枚、中国联合石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印尼公司总经理魏志刚、伊朗公司总经理张本全等多位局级干部亦先后遭带走调查。
接近中石油的权威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审计风波带来的高管落马，导致集团内部人心惶惶。
关于反腐的欢呼声中，人们总是不免对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津津乐道。比如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近2亿元现金，办案人员从某银行调来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
企业家犯罪日均发案一起
2014年1月22日，被誉为“民间反腐败研究第一人”、“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第一人”的陕籍律师王荣利，再次推出《2013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报告显示，相较于往年，2013年度，“中”字头的国企落马高管尤其多。112例案例中，中石油系统至少有9名企业高管被判刑或正“接受组织调查”。
另几个“中”字头的涉案国企也备受关注。中远集团下属的中海集团系统“接受组织调查”的有多人，包括中远集团副总兼中海集团副董事长徐敏杰、中海油运生产运营部副总刘厚平。中国移动系统再次有多名高管落马，除中国移动原副总经理鲁向东被判刑外，中国移动天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权明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中国移动广州公司总经理李欣泽均被调查。
从地域来看，王荣利发现，颇有影响的国企高管涉案中，以四川省为最多：包括成都银行、成都建工集团、成都中医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成都市兴蓉集团、成都市高新投资集团等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十余人涉案。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打老虎”，至今有30余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接受组织调查”，而每个高官“接受组织调查”的背后，基本上都会牵扯数名企业家同时“被调查”。比如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江苏首富朱兴良被抓，江苏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被带走调查。
持续一年的跟踪观察与素材积累，王荣利统计的涉嫌企业家刑事犯罪或涉及企业家法律风险的案例资料约120万字，最终分析报告有三万余字。2013年度涉及企业家犯罪案例为350例，其中国企高管涉案117例、民企老板涉案233例。“相当于平均每天发案一起”！
与往年一样，这份报告的相关信息全部来源于官方及新华社等媒体的公开报道。此外，该报告由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牵头申报，被正式列为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项目组别为“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王荣利被聘为西北政法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在117例国企高管涉案案件中，除了自杀等5例外，其余112例均构成或涉嫌刑事犯罪，分别处于组织调查或立案调查、拘留、逮捕、起诉以及一审、二审阶段，部分案例已结案。112例案例中，已经明确被移交司法机关的有67件，占案例的近六成，其中仅4例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等罪行，63例均属于经济犯罪，占到94%。其中，已确定犯罪的罪名多达80个(次)；受贿罪最多，30例；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次之，分别为13例和11例。
涉及77项罪名
法制日报社发布《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披露，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共搜集到企业家犯罪案件463例，涉案企业家共计599位。其中国企涉案110例，涉案企业家128人。统计中涉案企业家在企业内任职务的592人中，总经理有224人，占37.8%。可核实身份的涉案企业家中，有28人身份较高。
《中国企业报》记者梳理王荣利历年来发布的相关报告对比发现，2010年，该数据(犯事国企高管均贪)“即将突破”千万；2012年，人均贪腐高达3000万元。足见“前腐后继”，国企高管经济犯罪的数量及涉案金额居高不下。
比117例国企高管涉案更多的，是233例民企老板涉案，案例多出几近一倍。其中的203例均涉嫌刑事犯罪，有196例涉及经济问题，占犯罪案例的近97%。超过半数的案例属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其中查明人数的106例案件涉及近1800人，平均每案约17人。
截至2013年底，有115例民企老板犯罪案例明确了犯罪罪名，累计触犯197个(次)罪名，平均每例触犯1.7个罪名。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同样多，各有15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一样，均为10例。
2012年，被宣布“立案调查”、“带走调查”或“协助调查”的国企高管大约12人，加上被“双规”、被查处、宣布落马的5人，不过17人。2013年，被宣布“立案调查”、“接受调查”或“协助调查”的国企高管大约有37人，如果包括被宣布“双规”、“双开”的6人在内，总共42人。国企高管被调查的人员越多，预示着国企高管犯罪也越多。
除了民间版的企业家犯罪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统计显示，从2012年、2013年度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统计情况看，国有企业家腐败犯罪出现了绝对犯罪数量有所增加，所占百分比却下降的情形，下降幅度高达15个百分点左右。与之相反，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则绝对犯罪数量与所占百分比同步增长，并且增长幅度高达十几个百分点。
随着法制环境的改善，一些原本游离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过去大多被忽视，而如今则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在大环境整体向好的趋势中，企业及企业家更应时刻树立风险意识，想尽一切办法规避潜在的刑事法律风险，不以恶小而为之。
在企业家涉案的罪名分布方面，总共涉及77个具体罪名。主要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等。其中，国企企业家犯罪频率最高的三项罪名与前年一致，为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这种下降与增长幅度的鲜明反差进一步说明，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上升趋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张远煌介绍说，当前企业家腐败犯罪依旧形势严峻，尤其是国有企业家腐败犯罪绝对数量有所增加，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大反腐力度不无关系，但其所占百分比大幅度下降的事实也进一步说明，当前的高压反腐态势确实对有些“心怀鬼胎”的国有企业家起到了震慑作用。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攀升”的现象，则印证了当前的反腐体系仍然存在民营主体缺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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