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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治理和能源稀缺的角度出发，政府提出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将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雾霾治理措施中提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到2017年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
考虑到资源稀缺和环境污染都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能源(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行政控制手段有其合理性，而选择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进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主要是考虑到发达地区对煤炭替代所需要的能源成本上升有一定承受力，对本身的经济结构转型也有较强的诉求。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作为倒逼机制，将涉及G D P增长速度、能源结构、能源价格和产业结构，将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能效改进产生最直接的推动作用。
与此相对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除了政府有意识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之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如果简单说政府追求增长质量而放缓经济增长，会比较抽象，但政府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环境污染治理，将通过控制这些区域能源消费，和推高这些区域的能源成本，二者都将使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2011年占了全国经济总量的42.6%，这些区域经济增长放缓会对全国整体经济增长有比较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有了比较具体的说法。
政府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出了严格的环境治理措施，如关闭落后产能，能源清洁替代，排污治理，都将提高能源成本，压抑能源需求，影响经济增长。更具体地说，环境治理措施包括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煤改气，煤改电，关闭小锅炉，推行热电联产，禁止建设火电厂，脱硫脱硝，高耗能产业西移，对高耗能实行阶梯电价等等，这些措施都将提高生产成本，进而抑制能源消费。由于这些区域是我国最大的能源负荷中心，2012年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6.8%，同样，中国整体能源消费增长也将放缓。
近三十年G D P增长和一次能源增长的关系是1比0.6以上；而近十年下降到1比0.5以上；预测未来十年可能进一步下降到1比0.4以上。中国能源需求增速下降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速放缓，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三是环境治理。环境治理既影响经济增长，又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放缓除了对国内的影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近十年在全球能源需求正増长的年份里，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量占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40%到60%之间，最高的时候接近80%。因此，中国能源需求下降不可避免导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放缓，除了像印度那样能源需求有大幅度增长和超常表现的国家。
近年全球能源供需状况和供应格局产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没有地缘政治的干扰，短期内能源供应将相对宽松，能源发展前沿话题和紧迫研究方向或将回到能源改革。国际方面，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供需格局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进口国，对全球能源市场有重大影响。中国能源需求增长放缓将导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放缓。二是美国由于页岩油气快速发展而减少油气进口，甚至增加出口，这也将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和市场，尤其是油气市场。这两个因素将共同导致我国能源市场供需相对宽松。历史经验说明，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供需偏紧的时期，很难进行能源改革，因为满足能源需求是第一要素，因此，能源市场供需相对宽松是能源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宽松的能源供需有益于能源体制改革。能源领域最需要革命的是能源管理体制，这可以作为判断能源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志。长期以来，我国能源管理上是计划经济思维，以项目审批为主，能源主要以国企为主。目前看来，能源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短板，常被视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能源管理体制的革命完全可以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和重点。两个最大的问题是国企垄断和所谓的价格“管制”。当前，能源行业整体国有化程度约为86%，而且这个比例不断增大，尤其是近十年，能源行业国企一家独大，越做越大。虽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能源国企有满足快速需求增长的好处，但是，包括竞争力不够、效率相对低下、垄断寻租等国企的种种问题，都可能是长期能源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目前政府的改革方向是发展混合所有制，但非公资本对能源国企和政府相关政策的不信任等，使得该混合所有制的效果值得观察。而且，能源国企本身是否也有诚意去推动该项改革？因此，能源领域需要革命性的举措。
毫无疑问，宽松的能源供需有益于能源改革，而能源体制革命的提出和实施需要勇气，成功与否取决于现实中的贯彻和执行。
林伯强(新华都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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