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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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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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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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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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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冢正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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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本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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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久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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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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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冈广和
中国经济面临的“两大陷阱”
主持人：6月初，世行在对中国经济进行定期评估时指出，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放缓，反映出之前的“稳增长”措施效果减弱。那么，中国经济面临哪些问题？应如何调整经济结构？
关志雄（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以产业升级等为中心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以及与国有企业改革，或者是要素价格改革滞后相关的所谓“双轨制”的问题。后者跟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的“转型陷阱”一样，都关注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问题。
我对中国产业升级的问题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确实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有人甚至担心中国也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现象。但是，中国已经是全球产量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家（去年汽车生产量达到了2200万辆），粗钢产量已经占到全球一半的份额。自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中国的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现在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70年代所谓的“重厚长大”的重化工业发展时期。
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的产业升级是比较顺利的，我相信今后也会比较顺利。那么，为什么拉美国家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却可以独善其身？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的魅力也很大，在产业政策等方面也存在回旋的余地。中国可以以“市场换技术”，但是其他小国家却做不到。另外，与日本、韩国、台湾这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一样，中国的技术模仿能力很高，即中国对于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很强。所以，我认为今后中国还能发挥后发优势。
这次提出的很多改革内容在十年前的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来了。中国是否已经陷入到了转型陷阱当中？用日语来表达就是，出现了“原则都同意，但具体问题都反对”，即“总论赞成、各论反对”的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内容是否能够落实起来？
福本智之（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所长）：这个星期我去江苏省考察了四家民营企业，给我的一个感觉是浙江省的“温州模式”和江苏省的“苏南模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苏南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模式，吸收了大量的外资，虽然发展速度比较慢，但是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管理方式和方法。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肯定能协助中国顺利渡过中等收入陷阱。
贝冢正彰（日本驻华使馆经济公使）：从长期来看，中日两国在很多问题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两国今后在思考各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此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上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在推进本国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要强化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这些问题日本也都经历过，但那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进行的应对。可是在中国，可能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应对大量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课题的困难所在。谈到结构调整，我们就会提到，“课题很多，任务很重”。有课题就意味着有潜力，中国应该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看待结构调整的问题。
“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是“增长战略”。从增长的角度来看，除了企业所得税之外，还包括很多内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民间的经济学者和有识之士直接参与到讨论之中，让政府和民间共同去思考和面对经济增长的问题。此外，在推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日程安排，并把它公布和介绍给民间。它的内容应包括哪个部门负责哪项工作，负责那项工作的大臣（部长）又有多大的责任。并且，每年要对结构调整的情况进行评估，看是否按照当初预定的日程表在推进。如果没有按期完成，那么负责该项工作的大臣、部长就应该向国民说明情况，并设定新的目标。
中国推进的很多改革项目，推进速度都比预期要快。但遗憾的是，中国很少把“什么时候推进什么改革？”、“以怎样的顺序推进这些改革？”等面向未来的具体计划，以一个简单易懂的方式事先发布出来。而关于“为什么改革的速度不如预期？”、“问题在哪？”这些问题，通常也不会用易懂的方式进行说明。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我们在推进结构改革时，必须提升可预见性和透明度，这是十分重要的。
沈建光（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改革要根据形势改变。由于很多内在因素的存在，我们很难定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在改革、配套措施以及与国际形势接轨。中国的政策讨论，包括金融、财政是非常透明的，大家也知道难点在哪里，实际效果与政治决断力和时机也有关。
如何化解中国地方债务风险
主持人：中国地方债存在哪些风险？日本地方债制度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贝冢正彰：要推行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则地方政府必须在财政情况、经济运营情况上提升透明度。日本在世界上也是债券发行大国，需要对投资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以维持他们对财政的信赖。近期，日本按照预先公布的时间，将消费税从5%提升到了8%。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日本国债发行的信息公开性很高，跟国民之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如果不提升消费税，人们对财政的信赖就会受损，就会不再购买国债。这样的共识，实现了消费税的提高。为了让投资者购买日本国债，今后政府也必须将日本财政的走向明确告知投资者，取得投资者对政府的信赖。为此，适时的信息披露也是非常重要的。提升消费税来促进国债的发行也验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地方债和国债的发行是共通的，都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因此，信息披露、与市场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今年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重要的词语之一。在地方债发行的问题上也应贯彻这一理念。
冈崎久实子（日本银行国际局上级经济师）：如果地方政府能在财政或者信息披露上提升透明度，这必然是一件好事，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过去中国一直是通过让各地竞争来促使经济增长，比如，中央政府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发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我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竞争过度的话，落后地区就会越来越困难。所以，我想请教魏加宁先生，那些不符合发债条件的落后地区该怎么办？是不是中央政府通过发国债来进行解决？这方面是不是也需要一些信息的披露？虽然中国财政部在信息披露上，比以前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但是今后可能需要进一步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一个问题是，政策性银行能够在发债上发挥怎样的作用？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在现在反对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意见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就是刚才冈崎女士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发债会带来马太效应，越富裕的地区越容易发债，越穷的地方越发不出去。但这正好说明，政策性银行可以和地方发债起到互补作用：财力好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债，但是政策性银行应当在那些虽然贫困但又需要资金的地区发挥适当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最佳的银行组合应当是由私人资本支撑的商业银行与国有资本支撑的政策性银行相结合。
柳冈广和（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年5月26日，我们在香港发行了点心债。债券推出后不到一个小时，认购额就超过了募集总额。去年点心债的发行规模是约2000亿元人民币，今年有可能接近4000亿元。点心债是利率相对较低的债券，当年日本发行离岸日元债的时候，日本地方政府，例如神户市就通过政府提供担保发行了债券，通过较低的利率从海外市场筹集资金。中国地方政府是否也可以考虑在国外发行点心债呢？
另外，我们在香港发行债券需要接受逐项审批。虽然当年在日本发行离岸日元债的时候不需要特别审批，但是要求必须先进行评级，达到一定的评级以后才能发债。同时还有债券发行后募集的资金再流入境内时的种种限制规定。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发展了十年之后这些限制逐步取消了。也许再过五年时间，中国的点心债在管理方面也会和离岸日元债市场走过的道路一样，取消任何限制，可以自行发债。
魏加宁： 对于是否能到海外发债的问题，从我个人是很希望能够实现，但是估计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要加快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按照程序来推动。先解决国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使之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特别是要注意发挥信用评级的作用，逐步使之变成一个吸引外资的新的融资渠道，然后再考虑走出去的问题。
日本经济面临的风险及应对
主持人：截至目前，安倍经济学“三支箭”都已经射完。那么，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如何？当前日本经济面临哪些风险？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高田创（瑞穗综合研究所常务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为了在日本财政严重赤字的情况下继续低利率发行国债，需要保持投资者对国债的信任。为此，需要推进财政的健康化。而要在提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财政的健康化是非常困难的。此外，今后的日本还将面临经常项目赤字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从70年代开始度过了重重危机，这次也必须迎头而上。
高田创： 像刚才我所说明的，日本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较高的。但另一方面，因为累积经常项目是黑字，所以日本国债可以在国内被消化掉。拿家庭做比的话，就像是丈夫从妻子那里借钱一样。如果家庭内的信用关系良好则没有问题，但如果信用关系脆弱，那么就会爆发危机。
日本的财富分配相对公平，但因为长期持续的资产负债表调整的影响，也存在杠杆过低的问题。恢复人们的增长预期、鼓励承担适当的风险，这是“安倍经济学”的课题。
日本的地方财政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平衡的制度。除此之外，日本还有很多关于地方财政的制度。即便如此，一些自治体还是出现了问题。
“安倍经济学”目前来看是在正确的轨道上朝着较好的方向发展的。假如考虑到2020年之前的情况，我认为稳定保持2%的通胀率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今后财政方面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国债的利率恐怕不可能一直维系现在的水平。此外，买入70%日本国债的日本银行，如果像美联储那样减少资产购入，国债市场是否还能保持稳定？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该怎么保持投资组合的健康性？此外，还需考虑给日本财政问题本身下什么药方。现实中大概会设某种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集中实施财政健康化与保持金融机构投资组合稳定的措施。为此，中央银行与政府、金融机构都有很多要做的事。
此外，我认为财政的目标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要一边保持物价和金融系统的稳定，一边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怎样从中找取平衡，这正是“安倍经济学”的困难之处。
日本实际无负债的企业比例很高，上市公司中超过了50%。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通缩的结果。企业通过压缩资产负债表苟延残喘。虽然从微观上来说这是合理的应对，但由于很多企业都采取这样的行为，结果使企业部门在宏观上成为了储蓄主体，通过投资减少加剧了通缩。对这一问题的应对也是“安倍经济学”的要点之一。要促进投资活动，可以通过降低法人税等方式应对。
此外，国土强韧化计划是为了应对过去财政投资减少带来的基础设施不足、提高潜在增长率，其出发点与传统的财政投资是不同的。当然，如果基础设施投资使得财政支出无规律扩大，会导致财政健康化的大幅倒退。因此这一点需要充分留心。
实际购买力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今年的工资上涨率是2.2%，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这是1999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目前，日本的劳动市场出现了人员不足的情况，很多时候都招不满人，招聘情况非常紧张。因此，今后工资应该还会继续上升。
4月份百货店的销售额大幅减少，但5月就开始恢复，6月就回到了原来的水准。便利店的销售额也从4月开始高于去年同期的水平。因此，在GDP增长率的问题上，至少第3季度之后会恢复增长。法律规定，将会把消费税率提高到10%。这一目标即使实现，财政情况也还是很紧张的。而能否实现则需要继续关注。马上提高到欧洲各国20%的水平是很困难的，日本今后几年可能会逐渐提高到15%。即使假定2020年为止日本经济能够顺利增长，基本财政收支也还是很难实现黑字，财政在今后也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刘瑞（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尤其在日本央行实行大规模金融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元大幅度贬值，但海外生产并没有因此回归国内，贸易赤字状况未得以改善，经常收支也未见好转。因此可以说，在日元贬值情况下，日本外需型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任何调整。有学者指出日本不断扩大的海外投资使其国内产业形成空洞化现象，这对日本经济有哪些影响？日本如何通过其海外投资反哺或提升内需？
高田创：在过去的20年，如何在日元持续升值中应对这一变化，是对企业实力的考验。日元升值的幅度的确是过大了。比如，1美元兑75日元的时候，日元的购买力是70年代的5倍之多。这样的极端升值，就算是日本以外的国家也难以承受。日本企业不得不将业务向海外分散。结果，支持日本经常项目的不再是贸易黑字，而成了收入黑字。“安倍经济学”也试图用各种形式支持日本企业进军海外。
现在日元对美元的价值，比70年代增加了4-5倍。在这样的日元极速升值之中，像纺织业这样的产业失去了出口竞争力，开始通过直接投资将生产据点转向海外。即使这样，日本的经常项目也还是一直保持着黑字。因此，日元升值的压力无从消解。日本政府不只进行产业结构改善，也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基本为零，又面临着新的政策课题。
刘瑞：日本海外投资一直是根据小岛清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边际产业投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即从日本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顺次进行对外投资。如最初转移的是纺织业等日本的边际产业，之后虽然电子和汽车等比较优势行业进入国外市场，但这些产业实际上投资的是其劣势部门。比如汽车产业投资中国时，并未转移其核心部门，只是在中实现其加工组装的功能。随着中国需求和市场的迅速发展，日本在华实际投资发生了相应变化，如日本汽车产业将其研发功能、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其产品也更加注重中国市场需求，这是日本老龄少子化不断深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了2014年度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会议主题为“中日经济：未来十年的风险与机遇”。本文为与会嘉宾现场讨论的内容，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删节，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网站www.cf40.org.cn）（编辑 王梓 马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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