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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海平 上海报道
这是一个历时长达十年的实验：谁对国有企业最有影响？
从10年前开始，上海市国资委党校（现并入上海市委党校）企业管理学教授成刚，始终在课堂上或利用各种机会对前来参加培训和学习的各行业国企的中高层管理者们进行一项讨论式调查。
这一调查很简单，其目的就是通过与国企高管们的互动，寻找他们心目中的“企业核心利益相关人”。
接受调查的数千名国有企业的高层们，选择最多的则是政府。这一看似“颠覆”了传统企业管理学和营销学思维和结论，似乎也是国人的“常识”。
党校调研：依然强政府
成刚教授将企业的利益相关人分为初级和次级，前者多建立于市场交易的资源分配机制上，而后者则建立于政府公共政策及社会公益团体资源分配机制上。
在设计构成框架中，企业初级利益相关人为：员工、股东、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经销商、竞争者；而次级利关系人包括：社区、政府、外国政府、特殊利益团体、媒体、支持团体、大众。
那么，在企业的众多利益相关人中，谁最重要呢？成刚教授为此设计了互动式调查，并请国企高管学员进行选择。
经过对10年来的结果统计分析显示，在初级利益相关人层面，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大型国有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高管们选择了“股东”；有生产企业选择“供应商”（天然气行业）；一些转型高科技的企业选择“员工”。
在次级利益相关人层面，“政府”几乎清一色成为国企高管们的必然选择。
设计调查的本源其实是最简单的道理，政府与市场哪个影响更大。成刚教授统计发现，约70%的高管学员选择“政府”。并且，近五年来，这一比例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但在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上课时，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选择政府的数据不足35%。成刚教授对此感叹：上海是强政府，弱企业。
成刚分析认为，一些大的国有集团公司下属的公司表面上选择了“股东”，其实实践中“股东”本质上是“政府”或替代政府出资、持股的组织，特别是上海的国有企业多属于国有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孙公司等，而集团公司层面的决策很有可能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死存亡。
即使是选择“供应商”，则是因为一些依靠稀缺的非再生的资源为原料等的企业，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天然气属于国有垄断的。
成刚为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人有一个最大的难处：尽管宣称“顾客是企业的衣食父母”、“提高顾客满意度是企业永恒的追求”，但实际上，企业真实的利润来源更多的是靠政府、熟人、关系。
因此，“国有企业得有两套价值体系，这就特别累人，而各类隐形的交易成本也很高，国企无法按照真正的市场经济生产经营。”
国企分类监管下的新挑战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中，将所属的国企进行明确功能定位并被实施分类管理。
按改革精神，分为竞争类企业、功能类企业、公共服务类的三大类型企业，这就解决了“国有企业挣钱不挣钱都会有人不满意”的困扰，这一分类法亦被全国诸多省份所仿效。
成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随着分类监管方式的明确，未来国资改革就可以名正言顺谈市场化，但目前来看，由于近些年来上海国企的业务过于复杂，部分国有企业对自己的功能定位并不十分清晰，实践对于不同定位的公司发展问题也存在争议。
比如，分类方法下新的功能定位给国企经营也带来新的挑战。
上海良友集团是上海最大的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企业集团，承担政府委托或指定的职能，为保障上海粮食安全和供给稳定服务。
但良友集团有高管与成刚交流时表示：“此前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功能类的企业，而这次国资改革对企业功能重新定位，我们转变成为竞争类企业。相比之下，企业的竞争力不够，对企业发展带来不小挑战。”
在成刚教授看来，分析和确定谁是三类国有企业各自的核心利益相关人，应是本轮国企改革第一步的基础性工作。
对于竞争类的企业，其企业核心的利益相关人应该是“顾客”，这类企业必须围绕市场的需求来转，改革中首先要求政府放权和放手，使国有企业在同一环境下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平等竞争。而该类企业也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探索的对象。
对于功能类企业，其核心利益相关人应该是“政府”，因为这类企业是以完成政府的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为核心目标，是为社会发展的长期和稳定而做出的决策项目，改革中需要企业内部加强科学管理，提高运作效率，地方人大政协等需加强监督力度。
对于公共服务类的企业，其核心利益相关人该是“公众”，这类企业是将商业策略最大程度运用于改善人类和环境生存条件而非为外在的利益相关者谋取最大利益，其表现形式也可能是共同合作模式、成熟的组织构架、非独立实体、社会商业或者慈善组织等。（编辑 耿雁冰）
作者：王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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