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张梦洁 北京报道
郑州，作为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的省会城市，其户籍改革虽不是在全国第一个开展，却是第一个“真正吃螃蟹”的城市。
2001年推出户籍制度改革措施时，至2003年全面放开，其改革力度之大，曾在当时掀起一场广泛的关注。如今，回过头来看这场声势浩大的户籍新政，虽然一波三折终被喊停，但抛开改革结果成败论，郑州在人口规模、城市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方面，都获得了赶超的优势。
在2013年中国城市GDP排名中，郑州更是首次进入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三甲行列。
一个人口大市的户籍改革试水，其户改初衷、改革进程、及得失缘由，都值得在着力突破户籍改革瓶颈的今天，细细反思。
户改三级跳
2001年11月，郑州下发户籍改革通知，简洁凝练的千字，并未像其他城市一般，明确规定适用对象范围，而是给出了宽泛的准入条件，包括亲属投靠、新生儿入户、购房入户、投资纳税入户、工作入户、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入户、成建制迁入户等7种情况。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此政策执行当天就出现了众人凌晨4点起床排队入户的景象，刚开始放开的一周，迁入人数超过1万人。
按照郑州的规划，到2020年，市区人口要达到500万，平均每年要净增15万人左右。为此，2003年8月，郑州发布通知，再度大刀阔斧降低落户门槛。
政策规定取消现行“农业户口”、“暂住户口”、“小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二元户口性质，统称为“郑州居民户口”。 此外，准入条件再度放宽：工作落户条件几乎没有门槛，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全国最宽的户改政策。
然而，更全面的放开在2004年到来。从元月开始，郑州实行按固定住所入户，放开亲属投靠的直系限制。由于投亲靠友不要求双方必须是直系亲属，入户门槛前所未有地降低，很多外来人员闻风而动。
但全面放开约8个月后，户籍改革被匆忙喊停。
2004年8月，郑州市公安局规范户籍办理程序，“新政”突然被喊停。理由是：人口的迅速增加致使城市交通拥挤，教育资源急剧紧张，社会保障部门压力增大，治安和刑事案件发案数量增加，城市治安压力加大，人口增加后患病人员增加将给医疗行业带来压力等等。
在实施户籍改革新政前，郑州每年进城落户的人数是4万多人，但是实施户籍改革的三年多时间，新增城镇人口约25万，平均每年落户人数比原来增加一倍。
在河南社科院专家看来，“户籍改革谈不上失败，因为政策一直在变化”。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340万人，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
拉长工业“短腿”
郑州的户籍改革，部分基于打破河南城乡二元结构的驱动力，更多的，是被赋予了郑州做大做强的发展愿景—“扩大城市规模，拉大城市框架，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郑州城市品位，成为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
显然，人口是衡量城市规模最直接的指标，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力。2000年郑州人口只有220万人口，而同期武汉有750万人、西安有393万人。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中的龙头，2001年GDP不足千亿，只位列全国第25位。
在户籍改革开始的同年年底，郑州市委提出了“拉长工业短腿”的思路，发展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2010年郑州农业人口占比达67%，“农转非”无疑是加快工业化的有效手段。郑州经济的风向标—全球代工巨头富士康，选择在2010年落户郑州，很大原因就在于看中了郑州的人力优势，此外，户籍新政改革试水，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郑州城市规模、城市化率双提高的初衷。郑州城区建成面积，从2001的133.2平方公里，扩大到2003年的212.4平方公里，2013年再度提高至382.7平方公里。
同期飞跃的，还有郑州的城市化率。彼时的2000年，城市化率仅为32.7%，户籍改革实施不到一年提高至35.2%，去年城镇化率则达到67.1%。
然而，户籍改革期间所集聚的25万新增人口，致使这座城市的公共资源超负荷运作，上演着悲喜交加的意外之景。
过快的人口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超出了城市应有的承载量，公共教育资源压力首当其冲。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认为，“户籍新政”喊停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移民是吸引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从外地迁入的学龄儿童增长过快，致使现有教育资源“瘫痪”。
2004年秋季开学，郑州市区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学高峰，同时出现了严重的新生“爆棚”现象。
去年，郑州新建、改扩建幼儿园305所，市区中小学校143所，新增中小学学位15.8万个、幼儿园学位8.6万个。今年，郑州市将新建、改扩建城乡幼儿园60所，市区中小学30所，满足更多适龄儿童的入学需要。
“户籍改革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来推进，讲究协调性、配套性、系统性。”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谷建全认为，郑州的户籍新政全面放开的步伐太大，应该要循序渐进分类有序引导，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利益需要平衡，“光改城市，不改农村肯定不行，否则公共财政压力很大”。（编辑 耿雁冰）
作者：张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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