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国内一些城市发展模式的南方某市市长对近些年发展最快的城市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果抛开质量仅说增长速度，这些城市都是通过大量的政府举债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
这位市长对重庆、深圳两地过去20年的发展进行对比后发现，一个城市要发展，不举债是不可能的，超常规的发展就需要超常规的举债。他说：“1992年时，我觉得重庆的发展永远赶不上深圳，当时两市财力的差距最大时超过100亿元，但是从2012年开始，重庆财政总收入开始超过深圳。”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市的八大融资平台起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举债融资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常规模式，《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日前走访多地发现，地方官员对于地方政府负债问题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心态。
广西一位干部认为，举债发展，只要能掌握好现金流在时间段上的平衡，就能促进地方跨越式发展，同时也不会出大问题。他说：“我们开发一个新区，以前把土地整理出来，建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都是砸钱进去，现在慢慢才有一些房地产。在投资当时看成本很高，负债也较高，随着土地的升值，价值有十几倍的增长，不仅能偿还债务，也能推动地区发展。”
除了“政绩冲动”外，现实的发展需要也是地方政府举债的重要原因。内蒙古一位财政部门工作人员认为，有些民生项目，不允许政府“量力而行”，而是“砸锅卖铁”也要去做。他说：“比如看病这事，我们这地方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新农合政策普及之后，农民的看病意识空前提高。当地的医院，是上个世纪70年代建的，医院每天爆满，很多人住在走廊里，政府只好咬紧牙举债重建医院。”
“我们胆子小，人老实，错过了2008年以来举债发展的黄金期。”西部地区一位干部说。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的基层干部中，不少人对于当地近几年没能大规模举债发展深感遗憾。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张显刚等人认为，湘西的负债率在全省最低，并不能说明湘西金融风险控制得好，反而说明湘西在运用政府投融资渠道方面“后知后觉”。
湘西干部们介绍，以交通建设投融资为例，湖南很多地方以百亿元计算，湘西才刚刚搭起平台。别人的很多项目已经建成，湘西却刚上来就遭遇到国家踩刹车。当地有人议论，说这是没赶上地方融资的“末班车”，反而踩到了收口子、控风险的“蛇尾巴”，真是有苦难言。
湖南省长沙市一位官员表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举债建设这种方式以来，相关的金融政策就时紧时松，一直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种政策的摇摆，催生了一种心理：抓住机遇赶紧贷款，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搞得早是经验、是成绩，搞得晚是问题、要被查处。所以一旦政策松动，大家纷纷“抢机遇”、“求发展”。
湖南省一位地级市副市长说“我们这里去年搞城市多系统提质改造，光是道路建设项目就有207条路同时开工。说实在的，真是扰民。城区一度汽车无法通行，周边城市的‘摩的’司机都跑到我们这里，挣了很多钱。谢天谢地，那半年多久旱无雨，老百姓虽有牢骚，但还能忍受。”半年之后，大部分项目竣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纷纷叫好。在一些网络论坛上，上半年的骂声和下半年的赞扬声形成鲜明对比。
“这么干，不得已啊。国家政策变化大，抓不住机遇，一等又不知道要多少年。事后回头看，干得确实惊险，但不后悔！”这位地级市副市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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