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的徐瑾女士来电邮，说看到我在微博点评林毅夫、张维迎在纪念杨小凯去世十周年会上的发言，希望我能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谈谈。看完邮件，我就知道我与小凯缘份在此，不能不写点文字了。
一、缘起
当然，所谓缘份并不是说我与小凯有多少或多深交往。1982年秋我读研究生来北京，小凯已去武汉大学，次年他即去美国。后来虽然彼此均有耳闻，但就我的记忆并没有机会谋面。直至大约2000年的一天，与我一直有合作的原农村发展组的老友罗小朋来电话，说杨小凯在北京，他想前来拜访，不知我是否方便。当时我正在忙于企业事务，但对小凯早有敬意，故当即爽快的说，没问题，我请客，我们可以边吃边聊。
记得第二天中午，小朋领小凯前来，我在当时位于三元桥的公司对面“红子鸡”餐厅订的座，大家相谈甚欢。当时小凯在华人经济圈已负盛名，但我的印象我们主要谈的并非学术，而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看法和发展前景的判断。其时小凯正在形成后发劣势等看法，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颇多怀疑。而我1990年代回国后把学术基本丢在一边，海归创业，公司正上台阶，刚刚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经商之余，还正在抽空写作一篇“破除垄断坚冰”的大文章。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全面的经济垄断，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把经济垄断发展到全面的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的顶峰，因此改革就是逐步破除各种垄断的过程。文章最后一部分专题论述，如果说其他领域的垄断，已经多少被相当一部分人认识，但城市户籍制度的垄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则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只要抓住农民工市民化即人口的城市化这个核心，就可以解决内需不足和人力资本升级这两个主要发展瓶颈，实现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持续高速增加（此文发表于《时代财富》杂志2001年第1期）。
显然，我与小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相去很远。但小凯这个人内心或许高傲，然待人相当和善，记得我们的讨论热烈融洽，和而不同。那时我只身从海外归来，又被体制开除，只是靠引进海外信息做咨询服务业起家，后又杀入竞争激烈的工业而有相当的发展，说明改革中的中国体制并非没有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土壤。这些背景显然增加了我的话在小凯那里的可信度。不想此后小凯即患癌症，这一面即是永别。
二、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一：难以回首的文革传奇经历
小凯父母原是湖南省的高级干部，1959年即受彭德怀事件的影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在1962年即获平反，但小凯此时正值十来岁的少年，在心灵上已留烙印，1966年文革爆发，老账新债，父母皆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小凯的革命热情，幼稚而单纯地成为追求革命理想的造反派。1968年初他发表的“中国向何处去？”震惊一时，其实是比当时文革指导者要纯粹但也还要左的极左派宣言。他公开自称“极左派公社”，其目的是打倒新官僚资产阶级、推翻新复辟的革委会、建立震撼世界历史的“中华人民公社”。显然，小凯自以为是地诠释文革指导者的意图，试图将文革引导到更激进的巴黎公社式乌托邦革命是太幼稚了。而他寄望于武斗中抢枪的人民武装，搞“夺军权战斗队”，更是当时利用军队来稳定局面和实现权力转移的文革当权者所不能容忍的。这样，小凯被送进监狱，开始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进一步的灾难。
现在回过来看，这是小凯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但客观地说，这是包括小凯在内的这一代人并没有真正深刻反思的一段历史。我这样说没有丝毫对小凯的不敬，而是因为我有着与小凯不同但相似的经历。我自幼在省委工作的姨妈家长大。都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的姨妈姨夫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在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提出不久，我自己家里又被挖出“国民党特务”，因此可谓自记事就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但是在当时的有限信息和被极度歧视之下，文革开始后我竟然也是极左思潮的信仰者，小小13岁的年纪也没少写批判的大字报。下乡插队后，还不知深浅地给中央的《红旗》杂志写了篇长达万言的理论文章。文章当然不会发表，被退稿给我插队所在的公社。记得以前我们知青赶集偶尔会不受欢迎地去打扰‘公社文化站’，那位面目可憎的站长从此反而对我另眼相看。我后来想过，像我这样不安分的人，如果再年长几岁（小凯比我大5岁），还不知会闯多少祸，乃至给自己和家人招来多大的不幸。
小凯的优秀和不寻常之处是他没有在牢房和劳改中沉沦，而是有了根本的转向，并幸运地从同为狱友的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受到启蒙和正确引导，把牢狱和劳改变成了自己的大学，以至他在10年牢狱生活结束出来的时候，比我们这些有人身自由的同代人有更开放的思想和更好的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学知识的准备，从而为他在此后的崭露头角打下了基础。
三、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二：绝处逢生英才绽放
1978年4月小凯刑满出狱后，境况并没有很大改善。因为他当年在大字报中点名批判的中央和湖南省的“红色资本家阶级”的代表此时已重返权力中心。当时对文革中造反派的清算意味着即便坐了十年牢，小凯的处境也毫不乐观。小凯找不到工作，在这时由杨曦光的名字改回了乳名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旁听了一段数学课后，小凯的父亲还是把他安排离开惹人注意的长沙去邵阳一家印刷厂做校对工人。小凯也是在这时遇到了后来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1979年他报考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被拒。直到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气氛越来越宽松，小凯才得到更多伯乐的扶持和日益增大的空间，先后到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和武汉大学任职，并于1983年在反革命罪尚未撤销时，在中央和武大开明的改革派领导干预和帮助下，成功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由此也可见，没有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即便是天赋再高的人如小凯，恐怕也只能被埋没。中国古人说的时势造英雄，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后来的发展和机会无不是如此。故而我自己虽远没有小凯那么高的天赋，但对改革开放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恩与呵护之情，应是由此而来。
小凯去美国已人近中年，既过语言关又在名牌大学读博士过资格考试，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曾对妻子说，这二年的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博士毕业后为找工作也是历经波折，最后还是他好友、后来的终身合作伙伴黄有光教授帮助，在澳洲莫纳什大学找到一年的教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当年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后来被证明是石破天惊的五篇划时代大作，却仍然无法在大学里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说明再大的天才也是要备受磨难的。
不过，就在小凯去澳洲任职后不久，他的文章陆续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他在澳洲的教职也日益稳定，不断升格。像小凯那样年龄的人出国，别说之前坐过十年牢，能够跻身西方经济学前沿已经殊为不易，在华人经济学人中也是凤毛麟角。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独创了自己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门派，并受到若干经济学大家的肯定和赞赏。
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源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传统。因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既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最好的机制，又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动力。新古典经济学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发展了一套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精妙分析工具，但却多少忽略了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部分的因为后者更难进行形式化的处理。其实分工和专业化既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同时又决定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而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也并非越高越好。其好处是通过专业化经济的效率提高与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其弊端是随着分工的加深又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最优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是在二者之间做最优选择。这样不仅需要考虑内点的最优解，还要考虑各角点的择优。这表现在现实中经济人的行为决策，不仅要做边际决定，更重要的是还要做不同产业方向的比较和抉择。商业上所说做正确的事比把事做正确更重要也是这个意思。小凯认为“把专业化和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可见小凯的想法不仅是革命性的，其学术野心也不可谓不大。
记得若干年前读到小凯与黄有光教授的合著，虽未全懂，也觉得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很为华人经济学家感到骄傲。但自小凯去世之后，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影响显然在衰减。小凯自己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视作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天文学的贡献，不管是否恰当，确实显示了这是他毕生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按照黄有光教授在最近纪念小凯逝世十年的感想，小凯的贡献很大，但还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承认与发扬。依此而看，纪念小凯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研究发展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使超边际分析这个学说或学派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界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承认。当今中国大陆经济实力雄厚，人才后备丰富，各位名家又掌握了学术界的话语权，投入和推动这个研究并非难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从纪念小凯去世十年来的情况看，似乎只有海外的黄有光教授与小凯的几个学生还在做这方面的推进工作，然势单力薄。国内对小凯的渲染炒作不少，借小凯之名推销自己东西的也有，但认真去挖掘开拓小凯自己最看重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几近于无。这就难免给外人以叶公好龙之感。
我最近与我的博士生们谈过，要他们认真读读小凯的东西。我说我自己虽然在初二时自修完初三数学，文革后几乎与小凯同时也在大学的数学专业旁听二年，以数学第一名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被允许免修数学，但自觉经过十二年从文革到农村工厂的摔打，小时候的数学灵感早已无影无踪，现在更无时无力在如超边际经济学这样的理论领域做深入研究。但你们年轻人中的有心有志者可做这样的探寻。我也准备筹集一些资金，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和会议，尽我们的微薄之力使小凯的心血和贡献不致随时间湮灭。
四、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三：反思回省情怀故土
小凯出国后，对中国的发展仍很关切，发表过很多意见感想。现在人们炒作的，往往是这一部分，特别是这一部分中并不准确的东西。小凯的思想认识，也有很多反思变化，其中深刻的部分，又多为人们忽略。
前面说过，小凯对自己早年的左倾幼稚，未作正面反思。但小凯自己后来思想之变化，也反映他以今日之是去否昨日之非的事实。所以他并不喜欢或鼓励他人去夸耀他的文革经历。黄有光教授提到小凯有两次对他说，以后不要再提他文革坐牢的事。黄教授说他自己还不很理解。小凯最大的转变是他对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态度。他从鼓吹全民武装革命转变到“我相信在有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他认为英国比美国对中国意义要大得多，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对中、英这样有长期专制历史的国家来说，“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革命会延续民主化的进程。”“我知道所谓‘伟大的人民’在革命中会如何行为；我知道革命会使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那时谁都会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他认为自由与共和重于民主，“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小凯的这些判断人们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这反映了小凯本人思想的巨大转变，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实现中国向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的转型，如果革命不行，怎样才行，也是小凯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尚未回答的大问题。就如新近的一本政治研究的书中所言：民主会否实现只是时间问题，何时实现是老天的问题，怎样实现才是我们的真问题。
如果说小凯的上述意见几乎无人问津，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观点却在国内媒体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后发劣势并非小凯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创。他只是转述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沃森的观点，即后发国家有许多东西可从发达国家模仿，但模仿技术容易，但模仿制度较难，会触犯既得利益，故而许多后发国家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虽会取得一时的发展，但给长期发展会留下许多隐患。小凯赞同沃森的观点，认为对中国很有启发意义。
这么一个简单和不重要乃至不准确的命题，现在却好像成了小凯的主要成果和遗产。国内媒体提小凯必提后发劣势，真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会。本来既然落后就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主导，是一个不争的经济史实。当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上百乃至几百年走过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化、城市化历程，现在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短短几十年中就实现了。如果没有借助后发优势的借鉴学习，这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后发劣势当然也存在，但并非如沃森所说的那样简单。
首先，这是因为存在先发优势，后发即落后自然就有其劣势。当年西方资本主义起家时，有大量殖民地可占，人口可向附属国转移，后发国家自然没有这些便利。因而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许多丑恶和冲突就必须在国内消化。再如美国靠从技术、军事、资源和市场等各方面的全面领先优势所建立起的美元轴心和霸权，这样的好处后发国家自然无缘享受，反之还要常常帮别人买单。
其次，这是因为模仿制度与模仿技术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新技术一学就会，新制度就大不相同了。后发国家不模仿制度肯定会处劣势，但生模硬仿也是劣势。以中国为例，典型的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的时期只是19世纪的洋务运动。但此后的戊戌变法就是模仿制度了，甲午之后君主立宪改革是模仿制度，辛亥共和革命是模仿制度，乃至最后要弯道超车争取后来居上的共产革命模仿的还是西方传来的制度。要说全球模仿制度最像的是亚洲的菲律宾，其二战前是美国殖民地，二战后一切照搬美国的全套制度，但实行到今天仍然是貌合神离，腐败落后，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有人说关键是这些国家只模仿学习了制度的表面形式，没有学习别人制度的精神实质。但是，精神实质又是模仿就能模仿得来的吗？因此，制度还不是模不模仿、模仿的多与少那样简单。东亚模式中的国家和地区，既有模仿又有不模仿，走了切合自己情况的道路，反而成为二战后少数进入高收入行列的成功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发劣势确实存在，但并非简单的是模仿制度还是模仿技术这样简单，到21世纪落后国家已经摸爬滚打了一、二个世纪后再这样提问题就显得太初步了。关键在于怎样取他人之精华，又能在自己的土壤上生根成长。二战后全球发展中国家从技术到制度几乎全在进行模仿引进，为什么成功的追赶者还是极少数？这恐怕恰恰在于制度模仿和文化嫁接上的复杂和困难。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引进模仿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形式，拒绝对自己不利的实质改变；激进的变革者希望直接照抄最发达国家的制度形式而不论是否合适与自己是否有能力消化。这种内部冲突和博弈的结果，往往搬来的是支离破碎和相互不协调的制度片段或形式，或者误将别人在高级发展阶段的问题和关注重点当成自己此阶段上的当务之急，从而长期在各种发展陷阱和困境中争斗挣扎，欲速而不达。这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在上世纪初就以技术学习模仿为类比，认为中国制度引进就如学技术一样，自然要学最新最好的，故应该一步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民主共和制，而跳过所有的陈旧形式和中间阶段。但十月革命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又开始接受被认为是更公平、更先进的苏俄模式，孙先生也只好又进化到“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苏维埃革命的制度模式引入后，我们本来也有“农村包围城市”和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改造，但后来又搞不断升级的所有制拔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经济冒进和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才算遏止了中国近代史以来持续升级的激进主义潮流。依此来看，中国的问题与其说是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毋宁说是太追逐模仿新的制度，乃至发展到文革那样要创造一套指导世界的制度，结果是在经过一百年的反复折腾之后，中国人还要讨论百年前的前辈就不怎么看上眼的立宪问题。
由于小凯引用沃森的后发劣势论本来就不准确，故他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一些悲观看法与这十多年中国崛起的情况并不吻合。在东亚经济中，小凯主张要学香港、台湾而不要学韩国、新加坡的观点现在看来也有偏颇。至于小凯在谈后发劣势时特别强调中国的电子商务在现存制度下根本无法发展、后发优势绝无可能的话，今天看来就更加武断和有误了。
当然，上述这些观点并非小凯的学术成果或主要贡献，作为一个最后20年主要在海外生活的人对国内情况的判断有隔离偏差，应当说有情可原，更无损于小凯的天赋和贡献。但是，小凯真正的学术贡献被人当作敲门砖一笔带过，这些只言片语的感想评论却成为国内炒作的热点，联想到一批退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常年被重金请来在国内四处演说亮相，这确实是个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本来经济学分类很细，不是自己的专业和研究过的专题，就如耳鼻喉专家不会对心脏手术发表高见一样，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是通才。经济学的科学部分仅仅限于严格给定假定条件下的若干推理。至于社会上复杂的经济与政策政治问题，经济学家往往不比文学家、物理学家乃至常人高明。两个获诺奖的经济学家对同一经济现象作出截然相反评论的比比皆是。历史上的经济学大家把实务管理或投资做得一塌糊涂的故事也有很多。小凯自己就有在股票和期货投资上赔个精光的惨痛教训。
再挖掘一步，一个人的缺点往往就是优点的延伸。许多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是信念坚定，锲而不舍，固执己见，乃至终有所成。所以东西方我们都可以见到不少学者意识形态挂帅，对许多事情，你甚至不必问其观点，就知他必然会怎么看问题。如说政府重要的必强调有为政府，如说市场最好的必说一切都是政府的问题。而现实世界中谁也既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政府，往往要在各种制约和人们的不同诉求之间妥协，永远不会是学者的纯粹世界。况且，市场是千千万万人自发行为的交汇。任何人也没法拿市场是问。故而政府有问题也好，市场有缺陷也罢（这些都是必然的），在中国在外国你都只能找政府说话。
所以黄有光教授追忆小凯时说过，考虑到小凯曾在生命最好年华坐过十年牢狱，其观点右一点他觉得可以理解，轮到自己即便坐三年牢也许更加偏激。其实小凯的个别观点虽然也许偏激，但思想方法并不偏激。他后来笃信私有产权制度，但他也说这个东西不能搞得太快太早，要先搞企业包括国企的自由化。自由化重于私有化，特别是大企业的私有化，要到自由化之后才能做。这比我们国内一些人讲的冰棍理论，私有化越快越好，一时搞出了一股不公平不公正的MBO即管理层收购的巧取豪夺之风，还是要理性平和得多。
现在还有一种更糟糕的现象是，有些人包括回国游学的学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信念，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有一位我很尊重的朋友，首次回国还客观介绍海外情况，写文章说美国的纯农地也是没有建设发展权的。近年来为了宣传自己的土地私有化信念（这也未尝不可），再也不提往事，反而大讲中国农民要有土地建设发展权，还得到一批名家抬轿子，让我瞠目结舌。还有一位挟美国著名大学某专业终身教授（其实美国的教授都是终身的，但也还是要到点退休）之威，为了说明中国政府规模过大（这也未尝不可），用美国联邦即中央一级政府的预算与中国国家财政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加起来的全部预算作对比，造成诸多误解和困惑。这种现象倒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小凯介绍的后发劣势概念，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小凯在患病后皈依基督教，对人生反省多多，人也变得特别温和。有人觉得有点落入俗套，我倒觉得另有深意。我前几日对学生说，一个人无论有何成功，一定要有谦恭之心。大一点的成功离不开天赋，那是上天所赐。后天自己再有所为，天不假时，仍不免壮志未酬。天才者如小凯，尚有未竟之志，我等更应知恩，奋发而为。若能将其未竟之事推进一二，才是对小凯最好的纪念。
（注：本文作者华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文章刊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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