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混合所有制为主要方向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目前上海、北京、广东等多地已明确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多地在方案中提出，将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并明确了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时间表，这些都是此前中央高层对国企改革明确要求的落实。这些举措呈现了与近二十年前以MBO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浪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即上一轮国企改革的中心议题恰恰是为“企业家才能”提供各种制度性激励，包括提高国企领导的薪酬水平，甚至为企业家“内部人”主导的国企“民营化”改革营造宽松环境。
这一变化当然并非无足轻重。由于目前的国企改革尚有很强的可塑性，需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情况，来解读此一变化的内涵。上述改革举措推出的基本背景是，经过二十余年来国企改制及地产改革等领域的变化，社会分化急剧扩大，社会舆论持续展开对于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反思，上轮改革后形成的垄断国企薪酬水平（尤其是领导薪酬）相对较高，被视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成因之一。尽管社会不公正的主要成因还有很多，例如一般企业管理层与基层员工的分化同样甚至更为显著，但社会舆论对垄断国企的批评仍然有其道理。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和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可以看作对这些批评的一种回应。
此前一轮国企改革，之所以着眼于提高企业家报酬及股权激励，是因为将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视为根本性制度障碍，将企业家的激励（尤其是产权激励）视为企业成功运营的关键和国企改革的不二法门。这一轮国企改革将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和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作为重点，则是企图重新寻找国资发展的正当性理由，从促进社会平等的角度重新找到国有资本的存在价值和充分理由。由于私营企业并无这类制度性约束，企业主的薪酬上不封顶，也不需要向国家财政上缴红利（只需缴税），国有资本的这些约束，本身说明了它对于收入再分配和社会平等的独特贡献。
也可以说，从上述约束国企的改革举措来看，它们与上一轮国企改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同时也要看到，这一轮国企改革与前一轮改革之间也有明显的承续关系，即都强调产权的明晰化与产权改革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此轮国企改革的各种举措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其中最令社会舆论关注的，无疑是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是否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从目前的反腐态势来看，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会出现。因为，国资改革的公平性在不断加强。（编辑 祝乃娟）
作者：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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