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张之争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回到本质，这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是死水一潭。
继上月国内经济学界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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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撇清喧嚣，与理论坚持者和新闻当事人对话，是为了更好地以正确的方向来观察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来观察政府与市场这两个主体之间如何处理其微妙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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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坚持者林毅夫：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市场
核心观点
林毅夫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新兴大国中唯一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的国家。林毅夫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
“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政客。”经济学家华生一语否定了贴在林毅夫身上的“政府派”标签。
除去学术和政治争议，不得不说，身材颀长的林毅夫身上有种优雅的气质。面对记者的提问，如果他不愿直接回答，他会微笑注视，默然不语，或者给予一个礼貌的回复。如果问到他熟悉的新结构经济学，诸如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等一些话题，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和笑容正视访谈对象，给予详尽的回答和足够的尊重。这也许是他的学术观点虽受争议但人缘颇好的缘故。
在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的文章，用上万字的篇幅完整阐述他的看法。他认为1个多月前与张维迎的那场辩论，外界对他的观点有些误读。
8月23日，林毅夫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复中说，他对各种问题的完整论述可参考之前的系列文章。第二天，他对记者的文章进行了批注和修改。这是他留给外界严谨形象的一瞥。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他就这样在褒贬之间游走。批评者对他颇有微词，但林毅夫始终坚持 “后发优势”的立场。他试图将中国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经济学理论。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的4年里，他尝试在不发达国家推广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2012年6月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全面总结、阐述了他的理论和观点。
林毅夫说，他从来没有反市场，也从来不反对制度改革。他给自己的定位是 “按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
“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
在林毅夫与张维迎“利用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的辩论中，林毅夫至少两次向张维迎说：“这是误解我。”
“关于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这是一个误解。”林毅夫对记者说，现在他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靠竞争、靠企业家。“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当然，要做到这点，按照目前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架构，是很难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林毅夫称，“所以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说明何种干预是正确的，何种干预是越位的，不做那些事情就变成缺位、失位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就是想解决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问题。如果因为怕政府越位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吗？这也是为何在和维迎的争论中，我说政府干预可能失败，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的原因。”
记者追问：“虽然您也表示，您所讲的投资并不单纯指政府投资，可是在目前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状态中，大部分投资都是政府投资。您认为应该怎样抑制政府投资所带来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和投资中出现的腐败等问题？”
林毅夫回答，这是一个误解，首先，在转型过程中，更多是民营经济的投资，否则，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从占80%降到现在的25%左右。其次，国进民退的问题，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提出来的。2008年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政府推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因为积极财政的项目大部分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型“铁公基”项目，而给人国进民退的感觉。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铁公基”以外的项目，绝大多数是民营经济的投资，所以，国有经济的比重还是在进一步下降。
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所以，他认为：“大型国企的改革首先要剥离政策负担，如果剥离了政策负担，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企经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经营得好、是否尽心尽责，可以从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市场的平均利润的对比中充分显现，这样国企也不一定经营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大型国企私有化以后，企业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来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得到的保护、补贴会更多。”
有意思的是，在经济理论层面，林毅夫的观点颇具争议，但在经济实务运作过程中却很管用甚至有效，中国经济迄今的客观形势也越来越证明了这点。
“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林毅夫称，正如一篇《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文章所说，林毅夫想说中国经济“YES”但却还要到处解释，本身就是挺搞笑的事情。
“诺奖提名没多大意义”/
1979年5月16日傍晚，远在金门的林正义游过2000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厦门，更名为林毅夫。
在被中国人民大学拒之门外后，当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曾与林毅夫有过一次深入谈话。董文俊对他的印象是“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
时隔35年，林毅夫给人的第一印象没有太大变化，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大多身着白衬衫，或中规中矩的西装，面带微笑。
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起他和杨小凯都曾被诺贝尔奖提名时，林毅夫说，“小凯曾获诺奖获得者布坎南二次提名。诺奖得主福格尔和贝克尔等也曾提名过我，但这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实际的情形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向全世界1500名左右经济学家，包括已获得诺奖、北欧国家大学经济院系的正教授，以及在其他欧美国家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提名。其中大概有一半经济学家提名自己，所以，每年被提名的经济学家很多。得票最多的经济学家最多也只有20票左右，这些人的票大多来自于自己的学生。诺奖委员会再根据得票最多的前五名进行独立的评选。所以，中国经济学想得到诺奖，必须先培养出50个左右能进入那1500名的行列之内的学生。这只能在一、两代人之后。”林毅夫告诉
记者从林毅夫提供的3份材料中看到，1989年~1993年，林毅夫在全球经济学家的排名是第105位，位居华人经济学家首位。1990年~2000年，林毅夫发表的论文在国际经济学界的排名为第237位，位居华裔经济学家第二位(杨小凯的排名在第897位)。按论文引用，林毅夫排名在第205位，位居华人经济学家首位。
在杨小凯追思会上，林毅夫与张维迎进行了辩论。对此，有更多学界人士倾向张维迎。林毅夫对“有为政府”的主张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使他成为很多人眼中的 “官方经济学家”。不过，不管是早前与杨小凯的争论，还是现在与张维迎的辩驳，林毅夫都以全球视野的实证经验和严谨的分析来说明其立场。他认为，争论中的多数学者搞混了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
林毅夫在追思会后对记者说，“我本人和张维迎、杨小凯乃至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相比很难赢得官方政策回应的张维迎，林毅夫显然幸运得多。他深谙国情，其很多观点和后来的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国企改革、农村问题、股票市场、宏观调控等。
林毅夫说，“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一贯看法。”至于为什么不谋而合？他表示，正如自己在《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一书里所说，作为学者面对问题时他不套用现有的理论，总是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一样，用一种不受现有理论和过去经验束缚的“常无”心态，从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的限制条件和可选方案又是什么，进行分析。
“我更觉得我是‘客观派’”/
“从他(林毅夫)写的东西来看，我认为是那些东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为了迎合什么人说什么话。”华生这样评价林毅夫。8月23日，华生再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他本人更赞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观点。
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调控政策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带动的高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但林毅夫不这么看，他依旧坚持自己早前的观点，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不过，他强调说这只是“有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维持社会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
“我在《中国的奇迹》、《解读中国经济》和各种场合的演讲都是说‘有潜力’，但是，在网上的传播和许多人的转述、评论中都把‘潜力’两字抛弃了，这从来不是我的本意。”林毅夫在对记者说这句话时，略微显得有些无奈。
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信中，林毅夫这样写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必然有制度的落后性，转型中国家和理想的经济模式相比也必然有体制的扭曲性，要赶上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体制的完善都很重要，但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一方面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善各种制度安排。同时，由于制度是内生的，并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想制度，而且，先进行制度改革的国家，我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而我国存在的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他们也有，甚至还更严重，所以，一个转型中国家不需要等理想中的制度建立了以后再去发展经济。
“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新兴大国中唯一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的国家。”即便是背负着舆论压力，林毅夫还是坚持不改变他对中国模式的推崇。
基于此，很多人把林毅夫归于“乐观派”行列，但他在杨小凯追思会上明确表示，“我更觉得我是 ‘客观派’”。林毅夫认为他对未来的判断总是潜力和问题同时分析。他认为，之所以被称为“乐观派”，是其他人只看到问题，对中国的前景悲观。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确实有不少体制、机制问题。从他在2002年发表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中国的奇迹》以及之后出版的 《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等一系列著作和论述中，可以了解到，他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
批评者质疑林毅夫 “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林毅夫这样回应：“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有批评精神；但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社会、反政府。一个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坚持任何对的，包括传统东西的人，只要我认为对的，我就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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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守望者张维迎：我并不悲观现实的制度
核心观点
张维迎表示，“对于现实的经济和制度，我纠正一下，我不是悲观。”他说，“正因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会谈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评性的意见。”对于过去35年的改革，他的观点是：“经济体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开的，后来又被收起来，国家干预越来越强，国有企业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觉得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善，对未来有顾虑。”
他眼中的改革，需要具备理念和领导力这两个基本因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8月22日下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很安静，能听到清脆的喜鹊鸣叫和秋虫的呢喃。夏末秋初，正值暑假，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这里游览，脸上流露着对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遐思和景仰。
头发花白的张维迎，在新办公室前的露天圆桌旁，会见一位老友。对他来说，这里应该有一种久违的熟悉—灰瓦红窗绿廊古建筑风格的朗润园，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领导人物恭亲王奕訢的园子。也是他20年前和林毅夫、易纲、海闻、张帆以及余明德等学者共同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红底烫金的繁体字匾额居于广亮正门的正上方，2008年挂牌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只有那八个烫金大字的四分之一大，悬在暗红色门板的右上方。
与张维迎办公室仅隔一条走廊的，是汪丁丁、周其仁和海闻的办公室。这仨人的办公室紧紧相连，隔窗望去，里面堆满了层层高书。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周其仁，办公室跟其他教授的一样。他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期间搬了一摞书，又匆匆离开。他与市场捍卫者张维迎一样，从改革的态度来说，都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早逝天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支持者。
张维迎，中国近30年来只要一发声就会引起争论的经济学家。
记者在“山水丹青杂”的朗润园见到了这位出身陕西榆林市吴堡县乡村的西北汉子。这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认同者，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的弟子，并不像有些媒体描述的那样“悲观”。他捍卫市场经济制度的强势，不在乎言语声调，而是一种30年来一以贯之的温和执着。
更多的是反思近10年的状况/
重新回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非常客气地让《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参观他的新办公室，翻看他的新书。
朗润园相较他此前掌舵的灰墙玻璃门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幽的古雅环境似乎更适合思考。
张维迎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个办公靠背椅，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处在房间一角的暗红木的五层书柜还是空的。办公桌上放着3本他自己的书，两本老书一本新书—《企业家：经济增长的王国》出版于1989年，现在是第三次再版；《理解公司》初版距今也快10年了；《改革新启蒙》今年7月份出版的新书，基本是他这两年的访谈录汇编。
对于完全陌生甚至没来得及证明身份的记者，他没有回绝。但对于7月5日那场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张林”学术争论，面对等候加磨缠两个多小时仍不肯离去的记者，张维迎却微笑着摆明了“不谈”：“你很执着，我也很执着。”
“我不太关注太短期的话题。”他的态度温和而坚定，黝黑的脸上有着倔强：“有很多地方邀请我去做报告，谈论一些经济形势话题，我都表示拒绝，因为我没兴趣关注这些话题。我原来对自己说，3年之内的事情，我不关心。我一直坚持这一点。”
张维迎表示，现在并不做具体的政府和科研项目。若问他在做什么，答曰读书、思考和演讲。“偶尔我还会感到很尴尬，比如有朋友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在做什么研究。”他说，“真的，我不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计划性的人。”
这大概是他的观点受欢迎、但人际关系却不是那么如鱼得水的原因。
张维迎在人们的印象中是持守自由意志和市场经济的奥地利学派的卫士，但他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来源。如果要硬搬出一个来源，他表示是“不断读书和思考”。
在读经济学的时候，他受到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的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价格双轨制的时候，他系统地学习了微观经济学。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在规规矩矩地学习主流经济学。
直到2008年张维迎在芝加哥参加科斯组织的会议时，他的论文评阅人表示“文章非常奥地利学派”，他才回顾发现，包括自己在早期时候写的东西，过去很多人认为他更像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的思想，现在看来更接近于奥派。张维迎认为，奥派真正抓住了市场的精髓，而有很多经济学成果是技术层面的。
2011年，张维迎谈反思经济学的时候，发现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批评市场的失败，实际上是市场理论的失败。“它和市场的失败是两码事。”
他打了个比方：比如一个女孩子本来很漂亮，但画家把她画得像只猴子，然后我们就评判这个女孩有多丑，“这是经济学的错误。”
虽然没有直接回应学术之争，但张维迎认为，其对经济学以及社会问题的看法都有内在一致的逻辑。“至于什么体系，还不好定义。”他说，“我的观点就代表我自己个人。这些可能跟别人一样，也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一样，不是我有意要迎合他；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我故意要反对他。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实验往前走。”
张维迎表示现在考虑的问题可能比过去都要更长远。“我会想，我们国家3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包括我们学术界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他说，并非自己有能力一定可以担当这个工作，但至少他有兴趣和志向来思考这些问题。
系统地回顾张维迎的学术观点，会发现他并没有否认中国35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成果。让他深深反思和批评的，是最近10年的状况。
“对于现实的经济和制度，我纠正一下，我不是悲观。”张维迎强调，“正因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会谈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评性的意见。”
对于过去35年的改革，他的观点是：“经济体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开的，后来又被收起来，国家干预越来越强，国有企业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觉得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善，对未来有顾虑。”这是一些外企或者抱怨或者搬迁，民营企业家和富人在移民的重要原因。
至于“新改革”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张维迎认为就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有广泛讨论，有学术界大胆地参与。张维迎一直称邓小平是 “真正的改革家”。他眼中的改革，需要具备理念和领导力这两个基本因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凡人世界”的建立过程，需要伟大的领导力。他说，“这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
张维迎对过去10年发展的尖锐言论，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期待。他曾经认为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他希望现在可以是另一个转折点。“我看到最近中央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非常具有改革精神。”他指的是企业注册制度改革、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地简政放权等。
“问题是最后会落实到什么程度。”张维迎称，看口号和原则，更看行动。
“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
经济改革走到今天，张维迎认为改革空间还有，但是已经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大了。
“空间在哪儿？首先是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关于国企改革，是林毅夫于FT中文网上发文称在今年复旦学术会上张误解他的观点之一。
林毅夫认为对大型国企改革而言，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更重要。但张维迎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导致的恶果之一就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
张维迎认为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在5年前，他曾乐观地预测5年后的今天，国企改革将基本完成，现在他则认为这5年没有进展甚至出现倒退。“过去5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量的资源、贷款都要给国有企业，国企总体变得越来越强势。”
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提出，国企用产值、税收和就业等数据，证明为国家做出了多大贡献。
“但是我们更要看它的效率。”张维迎引用了官方统计数字，2010年国企占整个工业企业资产的42%，但产值只占27%，增加值占30%，解决的就业占20%。“投入产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张维迎说，如果把给国企的资源投向民企，这些资源将会得到更好的利用，国家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国企并不真赚钱。”张维迎认为，国企所谓的“赚钱”，从经济学上讲，不能叫经济利润只能叫会计利润。
他以电信行业为例。电信公司的牌照属于政府限制资源，竞标和竞争没有完全放开，电信公司并不为牌照付钱。如果竞标，一个牌照竞标500亿元，那么企业就要支付这种成本。“所以，电信公司表面上赚钱，实际上赚的是租金，或者叫准租金，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利润。如果把贷款利息优惠、资源占用等隐性成本算上，国企的利润是负的。”
市场经济需要有公平的竞争，是已达成的共识。但如果要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下”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作用”，张维迎认为只能靠特权—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地位来保持。“那么公平竞争就是不可能的。”他说，尽管“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企主导下同样可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被很多人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国企的存在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使得好多民营企业家的潜能不能发挥出来。”张维迎说。
一旦民营企业家认为竞争环境不公平，如果有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心里也会没有负担，会认为“你凭关系拿到或者得到一个许可，突然之间就赚几亿或者几十亿，那我无非只是造了一点假冒伪劣产品，辛辛苦苦才赚几百万几千万。”
但张维迎也承认，并非每个企业家都如此扭曲，中国企业家团体中也有积极的力量，靠的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获利。
“国企的大量存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态。”这个判断，张维迎一直坚持。“政府给国企大量补贴，一些民企潜能又不能很好地发挥，整个税基又缩小了。”所以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企的大量存在其实削弱了政府的力量。
目前，中国的国企开始试点混合所有制改革。
“但是如果有了国有企业，有了政府赋予的特权，好多民企也是通过跟国企搞所谓的联合来生存发展，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瓜分国有资产，然后跟政府搞一种特殊的关系，得到特殊的许可。结果是，企业家精神的丢失。”张维迎建议的国企改革一揽子方案可谓 “狠”：先推动国企上市，然后国家控股减持，从70%到50%再到40%，然后民营企业家进入董事会，慢慢开始从有发言权到政府完全退出。“即使有些企业国家仍然要保留一些股份，我觉得最好是国家通过机构持股，但不作为直接的股东，不参与正常的公司治理，只通过投资分享红利。”
他希望未来十年，国企占GDP的比重能在10%以下。
张维迎对国企改革的犀利言论，正如30年前他参加激荡人心的莫干山会议提出对价格改革“放开”一样大胆。那次可称之为启蒙的会议，与会的学者和官员讨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是现在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如果不推动国企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不可能的。”
他不认为有哪一个行业是民企不能做、做不好的。“我们现在好多行业，如果真正放开竞争，它们的集中度将会提高。国企改革就是政治决心。”
“市场先生”捍卫市场观/
近几来，张维迎对于任何关乎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哲学的讨论和争论，给出的答案都不离“市场”左右。他就像拿着一柄刻着“市场”俩字宝剑的卫士，以不变应万变。
与林毅夫的碰撞也是如此。他也因此被冠名为“市场先生”。
他认为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市场经济是每一个大众幸福感最强的一个阶段。对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张维迎更关心的是前述的“理念”，因为“理念”关乎制度变革，这是他和杨小凯一直坚持的重点。
他说，前25年的改革，是新的理念战胜旧的理念，理念战胜利益。“邓小平的改革其实就是理念导向的。”
“过去10年，理念倒退了，或者说是我们失去了理念。”他说，很多政策是利益主导了理念，不谈是非只谈利害。“尤其如果上面没有很好的理念，下面的政府部门和官僚就变得一味追求更大的权力。”
他认为理念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信人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才能迸发出来。相信市场是推动人类幸福、技术变革和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张维迎说，这一理念是最重要的，如果对市场本身没有信心，就会把出现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市场本身。
张维迎曾称，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懂政治学。梳理他的观点，经济学与政治学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在其看来，市场是与自由划等号的概念。“市场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不过，他也强调了市场包含的另一面：“自由市场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市场本身意味着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也是法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最基本的限制。
张维迎在2013年11月的人文经济学会上说，市场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自由、财产权和企业家精神。
“这些要素其实都需要法律的保护，这就是政府要履行的职责。”他在那次访谈中说，“自由需要法律保护，财产安全需要政府保护，企业家精神只有在相对稳定的产权保障环境下，才有可能迸发出来，然后变成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力量。这也是政府的意义所在。”
“我还是这样认为，未来30年的前15年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法制社会上，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张维迎说，法制建设不是政府怎么管老百姓，是要建设透明公平的规则，并且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他依然坚持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
他说，真改革就是政府把权力放给民间、放给市场。“这其实也是我们过去市场化改革的一条主线。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依照了市场逻辑。”而市场的逻辑是创造财富，不是分配财富。
对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张维迎和社科院教授雷颐的观点相同，从一开始提出这个概念，他们就不认同。这也是他和林毅夫争论的一个观点。
雷颐认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贸易的发展。“不要以为中国有多特殊。”张维迎说，中国对公司的审批，西方以前就有，几百年前还需要国王特许审批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人类社会过去在两三百年中已经有过一些基本的理念，如果不接受这些理念，就没有办法改革。张维迎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也因此遭到强烈批驳“照抄照搬西方”。
“就像盖大楼一样，力学和材料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虽然这座大楼可能盖在不同的方位上，地基厚度不太一样。”张维迎除了坚持己见，还是坚持己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维护/
谈到政府与市场、与企业家的关系，林毅夫称，张维迎误解了他，他的意思并不是“倡导由政府来决定哪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张维迎根据过去的经验对 “有为政府”作了“字面的片面理解”。
张维迎没有说过 “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他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维护需要政府。但是，他心中的“有为政府”，不是直接“制定产业政策”之类的停留在“术”层面的机构，而是保护自由、保护财产权。
“这是政府存在的最重要的作用。”张维迎说，只有在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有效运行。“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
张维迎一直认为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主力。林毅夫直接提出，企业家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
“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林毅夫在FT中文网上的解释中写道。
张维迎恰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什么是次贷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有些人借钱买房子之后可能还不上钱。问题是，当初他买房子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愿意给他垫钱，没钱买房的人为什么银行会给他贷款？”
一个买不起房的低收入者，银行当然可以拒绝贷款，因为他的支付能力不够。“但是美国有这样的法律，要求银行必须贷款给没钱买房的低收入者，所以就形成了没有能力买房子的人都在买房子。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恰恰是政府对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干预造成了次贷危机。”
对于企业家到底和政府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张维迎的思考是，企业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他说，“但另一方面，企业家跟政府关系不能太紧，如果关系太紧容易出问题。”
市场捍卫者张维迎，对全球市场经济现状的理解也不同于舆论层面。
“必须强调一点，现在全球都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包括美国。”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最主要的交换手段是货币，而现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控制货币。“货币最初是自由生产而不是政府垄断印发的。”
“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很远。”张维迎承认中国取得了很多进步，一些消费品市场的进步比生产资料市场的进步要大得多，一般性产品比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基础型产品市场要进步；产品市场比要素市场要进步，即使是要素市场以及信贷和资金领域，也有很多进步。
“整个改革的30多年，的确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但是首先在产权制度上就不能叫市场经济，如果国企占GDP比重超过10%就不叫市场经济。此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很多，结果是中国大量的企业家做决策时，首先不是看市场，而是看政府。这是一种有市场要素的管制经济。”
张维迎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的争论，最核心的仍是他对自谓纯粹市场的追求与捍卫。他说，学者如果为了迎合政府的某种偏好或政府政策而建立理论，或者迎合大众或所谓民粹的一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学术精神的。
张维迎的观点正确与否，留待历史考察，但他对市场的理解以及30年来的执着捍卫，也许是他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原因。不过他并不在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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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看林张之争：谁更懂中庸 谁更有市场
核心观点
经济学家华生：朋友问我怎么看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我说毅夫讲政府做的95%都是对的，否则中国没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时看到不争气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我觉得对70%就不错了。维迎总说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啥事，恐是因他从没离开过政府附属单位，衣食不愁话语有平台，不知我等体制外的众人生存的难处。
2014年7月，在杨小凯去世10周年追思会上，中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展开论战。而论战的核心，依然可以用杨小凯当年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来概括。
这场追思会主题—思考和探讨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而在张维迎看来，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本拟闭门的会议，最终因为媒体出席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论战。林张二人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讨论，学者们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这不仅仅是一场枯燥的学术讨论，在当今中国，对于发展路径以及经济增长能力的评估，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生活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林张之争十余年/
杨小凯也许能预料到今天的论战。新世纪初年，已经旅居海外多年的杨小凯回到国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主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演讲中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后发优势”的年代，杨小凯对“后发劣势”的重视，当场引起多位学者质疑。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是那场演讲的亲历者。在杨小凯演讲之后，他曾说：“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特点，而且要看到我们内生的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英美的制度模式，可能会形成新的想法。”
盛洪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观点“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高速发展20年”，与“后发优势”的坚定拥趸林毅夫不谋而合。
2002年，林毅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他认为，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制度的完善。
在杨小凯因癌症去世后的10年里，林毅夫收获了更高的名望。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观点似乎更为决策层接受。
正因如此，林毅夫被冠以“主流经济学家”等名号，被批评为“缺少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在他的微博上总结了“林毅夫的三个无视”。他认为，林毅夫仅仅因为中国与美国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美差距，就得出8%、20年的结论，这是极轻率的。对此，林毅夫说误解了他，他当时说有实现8%增长的潜力。
而论战的另一方，张维迎等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面对的局面更值得玩味，虽然得到的公众支持较多，但较少体现在政策层面。
独立经济学家苗实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短信里说，张维迎们是改革的倡导者，但是他们第一没有后台，第二太过率直，太过急躁，不具备中庸之道。
凡事不能走极端/
韦森是杨小凯追思会的主办者，他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无论各位同仁观点多么不同，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性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该向何处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而当被记者问到他本人对这一争论的看法时，他回复说：“维迎和毅夫，都是好友，还是不说什么了吧，观点上我更赞同维迎，个人友谊上，我和毅夫更近。”
追思会结束后第二天，张维迎重新回到北大朗润园，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在地，而研究院的创始人，正是林毅夫。
2004年，杨小凯因癌症去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他举行悼念座谈会，主办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发言中说道：“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
当时在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的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戏称自己是“小凯粉丝”的张维迎认为，“杨小凯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他的担心很有市场：在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翻番的同时，腐败问题、人口红利渐失都让改革显得更加紧迫。
在林毅夫发表长文后，《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叶檀在她的微博里写到：“林毅夫先生撰长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对人对事的尊重与敬畏。”她认为，关键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中国现在的情况到了哪一步，由政府来主控的模式是不是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情况。她希望论证双方可以举出具体的分析模型，因为“这对于未来的决策意义重大”。
追思会结束后，经济学家华生在自己的微博里说：“朋友问我怎么看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我说毅夫讲政府做的95%都是对的，否则中国没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时看到不争气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我觉得对70%就不错了。维迎总说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啥事，恐是因他从没离开过政府附属单位，衣食不愁话语有平台，不知我等体制外的众人生存的难处。”他之后对记者表示，后发的优势、劣势都很明显，虽然优势占据主导，但在某个具体国家做得不好也许劣势就会占据上风，凡事不能走极端。
这种中庸观点，出自13年前杨小凯演讲现场主持人茅于轼之口；13年后，在杨小凯追思会上，“中立派”黄有光也一样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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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被误解了的张维迎和林毅夫
在一间局促的会议室内，张维迎和林毅夫出现在一个角落里。在他们的中间，是比他们年长的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
落座，会议开始，说到酣畅处的张维迎，把衬衣领子提了一下又一下。话筒传到林毅夫手中时，他腾出右手，向右轻推，一下又一下。
这场持续日久的争论，就这样被切分齐整，市场和政府拥趸者都众。
新近搬了办公室的张维迎，说他更关心30年后的中国。同时他强调，其实他对现实的经济和制度并不悲观。
而林毅夫也说，我不反对市场，我们争议的差异是回到斯密观点还是方法上。显然，舆论也好，学界也好，对他们二人都误解很深。但长期以来鲜明的个性，公众不期然地给他们戴上了帽子，包括一些熟悉他们的好友。
经济学家姚树洁说张维迎太率真、太急躁，不具备中庸之道。林毅夫就不一样，他学会了中庸之道，他原来的手下易纲、海闻都从了政。这也有道理，梳理这几年的总理座谈会，林毅夫已经被邀请参加了好几次。
而张维迎在业界赢得的赞许却广泛得多，他曾经有“竞星剑”的称谓。此剑锋芒毕露，但剑尾流星也会伤及自身。
作为同是张、林二人共同好友的经济学家韦森，在这场争论中把支持的票投给了张维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给了林毅夫。曾在一个多月前主导了这场争论的韦森，不愿多言。但知识分子关照现实的情怀，可在8月11日他在微信圈里的话予以管窥：这些年来，常常自问，是否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禀赋乃至信念遮蔽了自己“客观”无偏地观察世界现象的眼睛？
为什么对同一个社会现象不同的经济学家会看到一幅不同的画面乃至看成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否一些固有的信仰和信念使每个观察者都戴着一幅有色的不可超越的眼镜观察和认识世界？
如果每一个学人都能这样反思自己，这个世界会多一分宽容和理解，也会更多地和而不同，多样发展。
如今，张维迎离开了光华，搬到了与林毅夫同在的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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