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林毅夫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新兴大国中唯一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的国家。林毅夫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
“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政客。”经济学家华生一语否定了贴在林毅夫身上的“政府派”标签。
除去学术和政治争议，不得不说，身材颀长的林毅夫身上有种优雅的气质。面对记者的提问，如果他不愿直接回答，他会微笑注视，默然不语，或者给予一个礼貌的回复。如果问到他熟悉的新结构经济学，诸如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等一些话题，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和笑容正视访谈对象，给予详尽的回答和足够的尊重。这也许是他的学术观点虽受争议但人缘颇好的缘故。
在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的文章，用上万字的篇幅完整阐述他的看法。他认为1个多月前与张维迎的那场辩论，外界对他的观点有些误读。
8月23日，林毅夫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复中说，他对各种问题的完整论述可参考之前的系列文章。第二天，他对记者的文章进行了批注和修改。这是他留给外界严谨形象的一瞥。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他就这样在褒贬之间游走。批评者对他颇有微词，但林毅夫始终坚持“后发优势”的立场。他试图将中国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经济学理论。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的4年里，他尝试在不发达国家推广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2012年6月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全面总结、阐述了他的理论和观点。
林毅夫说，他从来没有反市场，也从来不反对制度改革。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按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
“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
在林毅夫与张维迎“利用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的辩论中，林毅夫至少两次向张维迎说：“这是误解我。”
“关于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这是一个误解。”林毅夫对记者说，现在他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靠竞争、靠企业家。“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当然，要做到这点，按照目前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架构，是很难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林毅夫称，“所以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说明何种干预是正确的，何种干预是越位的，不做那些事情就变成缺位、失位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就是想解决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问题。如果因为怕政府越位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吗？这也是为何在和维迎的争论中，我说政府干预可能失败，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的原因。”
记者追问：“虽然您也表示，您所讲的投资并不单纯指政府投资，可是在目前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状态中，大部分投资都是政府投资。您认为应该怎样抑制政府投资所带来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和投资中出现的腐败等问题？”
林毅夫回答，这是一个误解，首先，在转型过程中，更多是民营经济的投资，否则，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从占80%降到现在的25%左右。其次，国进民退的问题，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提出来的。2008年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政府推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因为积极财政的项目大部分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型“铁公基”项目，而给人国进民退的感觉。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铁公基”以外的项目，绝大多数是民营经济的投资，所以，国有经济的比重还是在进一步下降。
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所以，他认为：“大型国企的改革首先要剥离政策负担，如果剥离了政策负担，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企经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经营得好、是否尽心尽责，可以从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市场的平均利润的对比中充分显现，这样国企也不一定经营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大型国企私有化以后，企业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来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得到的保护、补贴会更多。”
有意思的是，在经济理论层面，林毅夫的观点颇具争议，但在经济实务运作过程中却很管用甚至有效，中国经济迄今的客观形势也越来越证明了这点。
“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林毅夫称，正如一篇《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文章所说，林毅夫想说中国经济“YES”但却还要到处解释，本身就是挺搞笑的事情。
“诺奖提名没多大意义”/
1979年5月16日傍晚，远在金门的林正义游过2000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厦门，更名为林毅夫。
在被中国人民大学拒之门外后，当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曾与林毅夫有过一次深入谈话。董文俊对他的印象是“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
时隔35年，林毅夫给人的第一印象没有太大变化，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大多身着白衬衫，或中规中矩的西装，面带微笑。
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起他和杨小凯都曾被诺贝尔奖提名时，林毅夫说，“小凯曾获诺奖获得者布坎南二次提名。诺奖得主福格尔和贝克尔等也曾提名过我，但这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实际的情形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向全世界1500名左右经济学家，包括已获得诺奖、北欧国家大学经济院系的正教授，以及在其他欧美国家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提名。其中大概有一半经济学家提名自己，所以，每年被提名的经济学家很多。得票最多的经济学家最多也只有20票左右，这些人的票大多来自于自己的学生。诺奖委员会再根据得票最多的前五名进行独立的评选。所以，中国经济学想得到诺奖，必须先培养出50个左右能进入那1500名的行列之内的学生。这只能在一、两代人之后。”林毅夫告诉记者。
记者从林毅夫提供的3份材料中看到，1989年~1993年，林毅夫在全球经济学家的排名是第105位，位居华人经济学家首位。1990年~2000年，林毅夫发表的论文在国际经济学界的排名为第237位，位居华裔经济学家第二位（杨小凯的排名在第897位）。按论文引用，林毅夫排名在第205位，位居华人经济学家首位。
在杨小凯追思会上，林毅夫与张维迎进行了辩论。对此，有更多学界人士倾向张维迎。林毅夫对“有为政府”的主张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使他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官方经济学家”。不过，不管是早前与杨小凯的争论，还是现在与张维迎的辩驳，林毅夫都以全球视野的实证经验和严谨的分析来说明其立场。他认为，争论中的多数学者搞混了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
林毅夫在追思会后对记者说，“我本人和张维迎、杨小凯乃至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相比很难赢得官方政策回应的张维迎，林毅夫显然幸运得多。他深谙国情，其很多观点和后来的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国企改革、农村问题、股票市场、宏观调控等。
林毅夫说，“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一贯看法。”至于为什么不谋而合？他表示，正如自己在《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一书里所说，作为学者面对问题时他不套用现有的理论，总是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一样，用一种不受现有理论和过去经验束缚的“常无”心态，从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的限制条件和可选方案又是什么，进行分析。
“我更觉得我是‘客观派’”/
“从他（林毅夫）写的东西来看，我认为是那些东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为了迎合什么人说什么话。”华生这样评价林毅夫。8月23日，华生再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他本人更赞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观点。
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调控政策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带动的高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但林毅夫不这么看，他依旧坚持自己早前的观点，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不过，他强调说这只是“有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维持社会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
“我在《中国的奇迹》、《解读中国经济》和各种场合的演讲都是说‘有潜力’，但是，在网上的传播和许多人的转述、评论中都把‘潜力’两字抛弃了，这从来不是我的本意。”林毅夫在对记者说这句话时，略微显得有些无奈。
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信中，林毅夫这样写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必然有制度的落后性，转型中国家和理想的经济模式相比也必然有体制的扭曲性，要赶上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体制的完善都很重要，但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一方面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善各种制度安排。同时，由于制度是内生的，并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想制度，而且，先进行制度改革的国家，我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而我国存在的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他们也有，甚至还更严重，所以，一个转型中国家不需要等理想中的制度建立了以后再去发展经济。
“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新兴大国中唯一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的国家。”即便是背负着舆论压力，林毅夫还是坚持不改变他对中国模式的推崇。
基于此，很多人把林毅夫归于“乐观派”行列，但他在杨小凯追思会上明确表示，“我更觉得我是‘客观派’”。林毅夫认为他对未来的判断总是潜力和问题同时分析。他认为，之所以被称为“乐观派”，是其他人只看到问题，对中国的前景悲观。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确实有不少体制、机制问题。从他在2002年发表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中国的奇迹》以及之后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等一系列著作和论述中，可以了解到，他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
批评者质疑林毅夫“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林毅夫这样回应：“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有批评精神；但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社会、反政府。一个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坚持任何对的，包括传统东西的人，只要我认为对的，我就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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