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捕鼠特权”的惨重代价

　　追逐“捕鼠特权”的惨重代价

　　本报昨天关于山西政商灰色朋友圈的报道，在舆论场上反响甚大。记者生动记录了山西官场的种种细节、种种乱象，令人慨叹。

　　政商之间的此类灰色朋友圈，国人其实很熟悉。政与商纠结在一起，有博弈亦有勾结，是中国历史中的常见现象。商人群体难以摆脱对权力的依赖，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这当中既有文化原因，也与制度因素有关。

　　权力与商业利益的勾兑，至今依然如此普遍，说明政治文明的提升何其之难。政与商之间无法立约，成为影响乱象消弭的重要原因。其中的危害显而易见：商界追逐商业特权的兴趣，远高于制造产品与提升服务本身。腐败问题自不必多提，企业家精神也将因此而凋谢低迷，一个推崇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会愈加艰难。

　　因此，政商之间必须要有“防火墙”，要有理性的切割。这种切割，是在几个维度同时进行：就官场内部而言，吏治整顿及清理极为必要；在文化的清理上，拒绝费正清所言的追逐“捕鼠特权”思维，极为必要；政商之间需要真正立约，关键则在于官员权力得到有效制衡。

　　观察山西政商灰色朋友圈，商人充当官员“金主”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个官员倒下，背后往往是一堆商人同时出事。更恶劣的是，一些商人在官员“买官卖官”事件上也扮演了不当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下，官商之间的利益深入融合在一起，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受到伤害的，只是公共利益。

　　吏治整顿及清理，有助于官员一方趋向恪守“本分”。一个巴掌拍不响，官商之间的利益勾兑，无论是哪一方主动，其实都是双方合谋的结果。倘若官员在高压环境下畏惧于可能的惩罚，官商之间的利益勾兑不至于如此张扬高调，甚至是肆无忌惮。

　　当下中国官场的强势“打虎”，即是一种吏治整顿。通过反腐败来形成震慑力，多少会见到效果。很多时候，官商之间之所以暧昧不止，还是因为相关当事人的犯罪成本太小。整顿吏治的力度，与官商之间的勾结意愿成反比。整顿力度越大，官商勾兑意愿越小。

　　在文化层面清理“捕鼠特权”思维，也正是时候。商人在商业领域对特权的追求，与其他社会群体对特权的迷恋并无本质区别。特权文化如此深入人心，这是整个社会需要反思的。社会个体一方面痛斥他人追逐特权，一方面又在潜意识里承认特权，甚至渴求特权。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真实现象。

　　当然，也有人确实不愿意主动追逐“捕鼠特权”。其痛处在于，倘若不参与这种追逐“捕鼠特权”的游戏，其实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权力的支撑，商业的自我生长非常艰难。这是权力深度干预经济的一个结果。尤其是当权力扭曲的时候，就可能有更极端的表现。这需要从文化及制度两个方面同时着手，方能求解。

　　当下企业家精神的低迷，乃至“没落”，以及陷入窘境的政商关系，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而其他领域改革未能跟进配套有直接关系。政商之间之所以难以建立真正有效的契约关系，不同社会主体之间之所以难以有平等的地位，根子还在于改革不到位，权力的制衡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体制改革的优先目标，应当是权力制衡，而非小修小补。

　　山西的反腐还在进行中，政商灰色朋友圈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故事曝光。有着两千年政商博弈历史的中国社会，当乘社会转型的契机，真正从政商关系的灰色状态中突围。权力与商业利益之间不是说不能有互动，但互动必须是良性的。倘若有人执意于追求“捕鼠特权”，就要为可能付出惨痛代价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