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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建国 |
8月28日，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人文经济学会、搜狐财经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2014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建国先生的圆桌讨论发言。
主持人：现在很多外地人进入到北京来，但是据我所知很多北京人，包括一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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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人对外来人的态度差异是非常大的，城市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是很容易错乱，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很难寻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人口与城市化发展，应该怎么更好处理城市和人之间的关系？
徐建国：我结合我的观察谈一点想法，题目是人口与城市化。很多人也关心，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变迁核心是人往哪里走，能干什么？我说一点想法。刚才听了黄先生和陈教授的讲演，很多观点我都同意，也很有启发性。在讨论当中，所有讨论里面都有一些潜在的假设：发达国家有成功的经验，我们能从里面学到什么？换句话说，用我们中国的老话来讲摸着石头过河。讨论里面大家说得不够清楚，强调不够多的东西，是到底怎么过去？到底那边是什么东西？我在中国这几年看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就是我们学者或者研究问题的人和决策的人是两套话语体系，不一样的，可能是各说各话。
我们说美国发生了什么、巴黎发生了什么、伦敦发生了什么，但是决策者不是这么看问题。他们想的是：我面临一个个问题，你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敢动。
我听说这么一个故事，有人测算户籍改革过程当中市民化的成本一个人要13万，那也是很大一笔钱，而且这是额外的钱，这个钱从哪儿来是不清楚的。这十多万怎么花，多长时间花，这也没有说清楚。你要让他去做户籍改革，你得跟他说清楚，这个成本到底有多高，怎么解决，否则的话，就没有下一步了。
7月底的时候，户籍改革的文件出来了，它有一些渐进的，先放开，有居住证，先来居住，慢慢给你提供公共服务，然后，财政也向这方面倾斜，公共服务、福利这些东西怎么来解决，要有一定保险措施。比方说你想进京可以，但是农村的好处先给我拿出来，这是一个风险控制的措施。看整个变迁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细节，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能够说细说清楚，那是变革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改革过程当中基本的推动力要说清楚，可能更容易下决心一点。比如说现在城市面临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工资的问题，特别是初级劳动力、低端劳动力的工资问题。现在劳动力是三分天下，城市户籍占1/3，农村劳动力占2/3，2/3里面大概超过一半人在城市里。我们统计农民工的数据也不是特别准，但是即便农村里还有不到1/3劳动力也是小2亿人的劳动力，即便人和人不太一样，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一点，有的强一点、有的弱一点，但也是2亿劳动力，这2亿劳动力如果能动员起来加入到城市劳动力大军里面，即便从事初级劳动也很厉害。很多在城里打工的人，是不安的，就是漂着。漂着的一个人的行为和安稳的一个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他留在一个地方安稳下来，那个生产力是可以翻好几番的。
再比如通货膨胀的例子。工业品波动率是很低的，2007年的时候通货膨胀闹的很凶，通胀细说的话，话比较长，粗说的话，2010年是货币的问题，为什么集中在农产品上？跟农产品供给特点有很大关系，跟农业生产方式有很大关系。农业没有风险抵御能力，长期规划能力不好，我们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不适应，从这个角度来具体分析，做具体测算，来讲我们改革的措施，也不一定有很大的说服力。变总是很难的，但是至少不是说两套话，尽量用一套语言体系说话，这样是不是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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