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贫民窟是低成本的城市化之路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

　　8月28日，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人文经济学会、搜狐财经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2014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以下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先生的圆桌讨论发言。

　　主持人：接下来一个问题，问一下周天勇教授，在很多人印象当中您所在中共中央党校比较接近于政策制定的一个层面，在您所关注的范围之内，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徐老师所说的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或者是领导关注范围之内，技术细节更重要还是战略方向更重要？

　　周天勇：人口城市化有非常多的难。从政府的角度看，比如说有一些城市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比如说北京，首先教育部门提出来，原来小学是按户籍拨款，根本没有把非户籍人口纳到教育拨款里。很多人从贵州、四川、河南来，他那儿余出来的钱不可能拨到北京来。那你要增加学生，要把这些人都弄到学校里，政府首先要给我拨款，这是遇到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你去被看市政府的开支，非常大的补贴是交通补贴，公交和地铁的补贴是占10%几，最近又在讨论，就看地铁票价能不能提，但是它如果一提的话，影响了很多人的居住分配，工资的支出结构等等。

　　北京市政府很大一部分收入是来自于卖地，假如地卖不掉或者收入减少，当然今年还可以，如果二三线城市地卖不掉的话，它的支出就比较麻烦。另外一个就是水，它也得测算。南水北调也不是白给的，一立方米是多少钱给北京？原来的官厅水库有几十亿立方米的水，现在也就几亿，这样的事情遇到以后，政府要想怎么办。如果不好解决，首先想到的是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怎么办呢？它也没有别的办法，最好的一个办法，手里仅有的一个办法就是户籍，二个办法就是去清理出租房，三个办法去拆除城中村，当然这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人口城市化，政府首先考虑这个事怎么办，能不能办，当然冲突会越来越大。你说我领一个孩子7岁来了，我就上不起北京的小学，最后非得要把我的农民工小学给拆除了，这个人一辈子就会恨这个社会，所以就是冲突非常大，这是一个。

　　我们其他方面的体制，大量的农民工过去都在工地上，城市建设的工地、煤矿，包括住宅建的多，装修房子的这些人，这是一种。45岁-65岁这个阶段的人要占到农村非常大的一个比例，而且这些人，他在出来以后语言的适应、各个方面的适应不好，他实际上是出不来的，他没法出来。所以你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你不让他种地，他就没办法。但是有一部分人堵都堵不住，比如他18岁毕业，他马上就会跑到城里来，他不会去放羊。我最近去调研也是这样。牧民年轻一代就不去放羊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得20年或者三30年，就是这两波人， 18岁这些人全跑光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实现了，要不然这个东西没办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

　　另外一个难题，我刚才说我们很多农民工来是装修房子的，在建筑工地上。我看过台湾的城市化过程，它的土地是私有的，它的土地可以交易——它开始不让交易，后来让交易了。交易以后，可以拿交易的钱办个小工厂，办个小餐馆，可以创业，而且他有到城市里买房子的能力。比如台湾1980年，它的城市化水平是65%，后来我就去看它的数据，我说城里人自住房到底有多少？后来我看了一下大吃一惊，85%！租房子的人口只有15%，。后来全世界有些学者说台湾城市的自住率为什么这么高？我发现它是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农民的土地交易所得，他有钱，有钱可以办餐馆，可以创业。

　　但是大陆的城市化，农民到城里来，不是这么回事。他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积累。房价这么高。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未来城市，原住民就一个孩子，而且积累了好多套房子，我们现在2亿多进城劳动力，加上他们带进来的人，可能有3亿人口，在城里没有他们的房子。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财富的两极分化。

　　因为我们没有贫民窟。我们现在的城管、政府太强大，你要弄点贫民窟，马上就给你拆了。贫民窟在许多国家，是低成本城市化居住的一个渠道，我们现在给堵死。但是商品房价格特别高，一般的工薪阶层都买不起，何况农民。这两亿多农民，未来再进来几亿农民，以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现在是在工棚里或者是城中村这些地方，我估计再过10年、20年，当然这些人肯定不回农村了，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他怎么办呢？工资提高一些以后就付出租金，住在房东家。我们会出现一个房主和佃户两个阶层，所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过去是地主和佃农，但是未来再过20年、30年，城市就会形成房主和佃户这样的阶层，这是我们未来面临非常大的问题，这和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等有非常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