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冲着能看到李克强总理而来的。”一位相熟的企业家对我说。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舞台上，除了发言嘉宾，有缴纳了不菲会费而来处心积虑想多结识人脉的，有借这个大平台到处求采访为自家企业做PR的，但无论哪种，开幕仪式前参加总理见面会、开幕式上聆听总理致辞，还是绝大多数嘉宾最大的目的。
来自中国的声音
按独立智库“智谷趋势”的分析，中国现在有三大“常委级”的年度论坛，指的是“稳定地由政治局常委出席的综合性论坛”，分别是：一般在每年3月底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4月中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和一般在9月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前两者都是中国的组织主办，只有后者是瑞士人施瓦布创立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办。
这三个论坛都是了解中国高层政经动向的重要窗口。
智谷趋势的分析认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紧挨在两会之后，是部委高层就本年度治理思路向外宣示的重要渠道，属于国家级。博鳌亚洲论坛是中国以“亚洲领导者”角色对所影响地区发表合作方略和发展理念的重要通道，属于亚太区域性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中国总理在执政年度的一个中期经济政策总结，由于其距离秋季召开的中央全会以及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时间较近，论坛上总理的发言，可能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央经济政策调整的方向。它属于全球性的。
但其实，夏季达沃斯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是跨国公司、组织、企业家、学者、媒体了解中国政府经济思路、风向的重要窗口。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毕竟是中国组织主办的，很多跨国公司、组织、企业家、学者、媒体尚有隔膜感，而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组织方是“世界经济论坛组织”，在文化、规则、语言上毫无障碍，所以，夏季达沃斯论坛也成了外资机构了解中国政经走势的独特平台。
出席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跨国公司名单可谓显赫：高盛集团、美国铝业、高通、法国路易达孚、日本三菱商事、荷兰皇家帝斯曼等等“世界五百强”的CEO高管。
其中高通公司最引人瞩目。因为此前发改委反垄断局对它的调查余波未平。就在昨天，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还表示“因严重违纪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按协议将收取高通公司140万美元的报酬，实际已收取报酬7.7万美元，将对其依法处理。”
接连对奥迪、奔驰、高通等知名跨国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让很多跨国公司高管们忧虑——中国政府对外企的风向是不是变了？中国政府是不是会扩大对外企行为的调查？
以至于，在开幕前的见面交流会上，施瓦布专门问了李克强总理这个问题“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加大了反垄断的调查力度，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若干场合也曾经公开表示，反垄断调查并不是针对外国企业，但许多外国企业对中国经商环境产生了担忧。您能不能让他们放心呢？”
李克强总理回答：“我也确实感到担忧，就是你们为什么要为此而担忧？我希望在华的外资企业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来，我们愿意为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10号的“网络经济的未来”分论坛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援引了李克强总理的表态称，中国的反垄断调查是中国政府依法进行的，不针对任何企业，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变。他说“正因为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变，所以才有互联网企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但所有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遵守两大‘底线’”。鲁炜说，还表示“我们不能允许的是，既占了中国的市场，又做伤害中国的事。”鲁炜说。
在听完鲁炜的评论后，高通公司全球CEO保罗·雅各布斯稍显尴尬，重申了此前的表态，称对高通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作为手机半导体领域领军公司，我们也意识到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公司在做类似的业务，我们相信合作共赢可以互相受益，相信创新和科技的力量。”
会后，搜狐财经采访了一些外国嘉宾，他们都纷纷表态“李克强总理很坦率，对中国的开放有信心。”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保持7%以上高速增长，是很多跨国公司最倚重的市场。他们当然关心中国政府态度，更清楚地明白——现在，“中国人”才是优势的一边，你得遵守“中国人的规则”。
三十年河东河西
但换成10多年前都不是这样子。
1999年，当《财富》杂志第一次将开放性论坛引进中国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无数中国媒体疯狂地报道“机场上一字排开的跨国公司CEO们的公务机”、“财富五百强CEO莅临中国”，等等等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全世界媒体的报道，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开放性的政商论坛震撼性的魅力。
从此，这种的论坛形式在中国生根落地，并且泛滥成灾。
然而，随着中国的论坛越开越多，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反而微妙起来。
1999年财富论坛后，就有外资企业家抱怨：“论坛后上海的门槛一下子就拉高了。原来一个上千万美金的项目可以在上海走得很通，在此之后，没有上亿美金的项目，你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投资人——官员出席仪式啊、项目特批啊这样的优惠条件想都不要想。”
现在的门槛就更高了。1999年中国的GDP是89677.1亿元，到2013年，已经是568845亿元人民币，14年，6倍。这就是复利可怕的威力。
财富天平的转移，让双方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当年被尊为贵宾的跨国公司CEO们，现在担心被反垄断调查，以至于不得不亲自到中国的部委解释。
中国的开放态度没变，而是双方地位变了。从“超国民待遇”到“平常”。他们不再是被无限仰慕的明星，无论是公司本身还是CEO。
在夏季达沃斯会场上，不知道是因为公关保护严密不轻易接受采访，还是因为语言障碍问题中国记者不轻易主动攀谈，还是没中国记者认识他们。总之，这些掌管着地球上最显赫公司的CEO们几乎无人问津，除了身处反垄断漩涡之中的高通公司。中国的记者们追逐着中国的企业家、学者们，急切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他们对中国经济、股市、楼市的看法。像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这样的“大红人”往往是被围追堵截，以至于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Klaus Kleinfeld都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李稻葵被围访的场景。
在“变革下的中国商业环境”分论坛上，Klaus Kleinfeld还表示“这十年，年轻人就业的首选不再是去外企学习更多国际先进经验，而是去国有企业，因为国企的发展空间更大。”
一个时代过去了，在所有人都不曾注意的时候。
另一个不曾为人察觉的变化是，东亚政经话语权的转移。
按照智谷趋势分析，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高层建构起一整套包含“中国——亚洲——全球”的多层次的在华年度论坛体系，利用这一体系对外释放信号，并获得在区域性乃至国际性议题中的话语权。
其中，在亚洲议题的话语权争夺里，同属东亚经济大国/强国的日本，暂时落了下风。在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就直接“吐槽”日本经济省大臣西村康稔，称“对日本未来的经济前景有点悲观”，并预言“安倍政府可能破产”。而西村康稔的回应有意思，表示感谢李稻葵先生对于日本的担心。
其实，中日两国都各有各的麻烦。就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两国都在紧锣密鼓地安排着对印度的访问。
达沃斯人
在达沃斯论坛上，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反腐，有人担忧持续已久的反腐风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则对搜狐财经表示“怎么可能？这会对经济更好，怎么会影响经济。”
董明珠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企业家。而其他参会嘉宾都很有分量。这是一个圈子的平台。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曾写道“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
莅临“夏季达沃斯”的外国嘉宾，大多就是所谓的“达沃斯人”，这个正式名称为“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的论坛，是他们进入中国的前哨站。
今天是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最后一天，如果不是因为有娱乐明星周迅出席一场分论坛，按以往的惯例，早就是可以用“屈指可数”来形容在场的嘉宾了。其实，就在昨天，会场就稍显冷清。聆听完总理致辞，很多嘉宾就离开，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更因为，除了李克强总理出席外，“一行三会”、权势部委都无高层出席，央企、中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也是屈指可数，本届论坛的影响力自然打了折扣。
所以，只好靠文体明星来攒人气。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一共来了姚晨、周迅、姚明等3位明星，他们俨然成为最受追捧的明星。
看到此情此景，论坛的主人施瓦布不知有何感想。
在今年，他没能看到一位自称是他“老朋友”的年轻央视主持人，这位主持人因为涉嫌贪腐而被带走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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