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不要看政府说什么 要看政府做什么

　　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搜狐财经独家网络支持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遇”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做了主题为“经济环境与企业战略”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华生 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

　　华生：很高兴在这说几句，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一般这种会我不参加的，尤其是企业家的会。我知道企业家基本上不听经济学家的。他们自己判断是非常精明跟老到的。但是因为这两天，刚刚讲到了我跟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的论战，是他们的前院长，他上一个星期发表了一个15000字的文章批评我，我也写了一篇反击，是13000字，明天出来。毅夫和姚洋院长请我，我不来的话他们认为我心怀鬼胎。所以我选了一个题目，经济环境与战略。

　　经济环境，今天讲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我没太搞明白。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过去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我觉得假如真是这样，我认为跟我们企业家就基本上没啥关系了。因为就是高速增长也不能保证每个企业高度增长，照样有那么多企业都跨掉的。中高速在全球那就是了不起的高速。实际到到每个行业、每个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个话题为什么有意义呢？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咱们不是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甚至是中速，没准到低速，没准来一个大起大落，这是国际国内都关心的问题。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确实对企业家是很大的挑战。就是整个经济环境发生特别大的剧烈的变化。

　　比如像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冲击，如果你在温州，赶上温州这几年，又赶上地产的冲击，你经营得很好，担保方、交易方都垮了，跟你赖帐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最关心的应该是经济环境会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出现大的波动政府就有应对；如果应对得很好，大家日子就好过；如果手忙脚乱应对错了；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所以我想经济环境的核心恐怕是在这个方面。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增长了30多年，后面增长的前景，我个人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就是说中国经济，我赞同林毅夫说的，有潜力。但是潜力不是现实，潜力发挥不出来的太多了，印度经济也非常有潜力。有潜力的地方很多，但是最后能不能实现，取决于太多因素。应该说我们目前的挑战，还是非常尖锐的。这个挑战实际上不是今天才有的。

　　改革开放30年，2008年一转眼就6年了。当时我跟几个人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展望与前景。改革开放10年的时候，1988年的时候我们写过一篇题目一样，中国改革10年。末尾就是中国面临三个前景，一个是高速增长的前景，第二个是出现动乱的前景，第三个是长期停滞的前景。这是我们1988年写的，结果现在回过来看，原来是先经过一个动乱，然后进入一个停滞，然后进行高速增长，所以预先是谁都不能知道的。改革30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最主要的是分析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靠原来的因素不仅支撑不了高速增长，恐怕也支撑不了中高速增长。当时的分析是说，我得学习前面的，人家时间把握得这么好。当时的分析就是中国过去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是有四大因素在支撑着，或者是四轮驱动。第一就是改革，是开放。我的观点就是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下于改革的意义。如果我们的关起门来搞改革，我们今天恐怕还没前进多远。从开放当中获益，我们依靠后发的优势。连抄带骗带学，带改造，我们大大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距离，所以这也是奥巴马特别愤愤不平的。中国一直是大变革，但是这是后发的好处，后发有劣势也有优势。现在的麻烦，经过30多年以后，一开始我们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没认为大变革，认为撒下一点面包，你愿意怎么捡就怎么捡，捡了30年他认为不一样的。现在某种意义上在很多地方成为对手了，因此我们那么大的差距的好处慢慢在消失，反过来人家慢慢把你作为对手进行防范、博弈、围追堵截。对外开放这些年来实际上已经产生变化，这是30年分析的一个问题。我们过去主要靠开放，靠后发优势，但是这点优势今天还有，但是它已经大大缩小了，而且负面的因素在不断的增加。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市场化。一方面通过双轨制，通过引进市场因素，逐步使得整个经济市场化了。另一方面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对国企进行改造，这个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这个到30年以后问题也大了，市场化的好处也有了，市场化存在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企业改革这一块更是这样。我们的国企改革，经过了几十年，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应该说30年前提的第一步还没有迈出来。现在是35年前。35年前开始就说是政企分开，现在国企、央企根本都没有政企分开，这是第二个轮。

　　第三轮是靠农村，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实际上提供了第一支火箭的推动力。1984年以前最大的就是包产到户，焕发了活力，给中国领导人信心。因为过去从来吃不饱饭，在那个信心的前提下进行城市的改革。后面是没有想到的。小平同志没想到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没想到几亿农民到城里打工。这些带来的变化，推动了我们过去的发展和增长，但是这些因素现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推动力在消失，问题在出现。每家两三亩地的种植显然是束缚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农民进城打工给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最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现在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了。就是长期的候鸟式迁移，经济发展了，各方面的成本上升了。但是我们劳动力人力成本的提升非常有限。农村人普遍的读到初中毕业就开始辍学了。所以我们现在经济需要提升的时候，人都不提升，下面的增长就遇到的瓶颈。

　　第四个是跟我们的地方竞争有关系。我们国家大，靠财政承包和地方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我觉得我们做企业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机会，各个地方竞相用更优惠的力度吸引投资。像这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尽管我们很不满意，但是别人看起来，比如到印度去投资，他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是天堂了。地方竞争现在也开始走到另外一面，由于地方竞争，地方政府的作用，大家最明显的看到就是地方财政，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它的发展，造成一系列的扭曲。

　　因此原来的推动力，这些因素都开始在衰减，我们要想继续增长靠什么呢？我们现在经常讲到的靠技术进步，靠教育，靠创新，这些都不行了，这些只能保证一般的增长。人力资本你不能比美国强；我们要改革体制，我想我们一天两天也改不成美国那种有利于创新的体制。这些因素，美国每年增长2%就感觉很好了。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标定在2%到3%，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说新常态只不过从10%、12%降到5%左右，这样一般化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因为全球都没有，别人都没有。

　　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为什么还有比较高的潜在的生产力？潜在在什么地方？显然技术创新。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对的，但是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说的下降，但是对别人来说仍然是高速。在金砖四国里我们也是最顶端。什么才能支撑这个呢？实际上只有靠的是我们在这个阶段上的结构的转换。这个最大的结构就是农民从第一产业出来、从农业当中出来，到高产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因为在土地上，现在农民一般产值就是1000元人民币，他现在就是出来到城里当小工，马上产出率是好几万。所以这块的收益，我个人觉得是支撑我们今后20年左右中国经济还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增长的主要原因。我讲的比较高，超过5%这个就比较高了。5%以上的增长，光靠技术因素，其它一般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连5%都支撑不了。中国现在户籍人口占城市人口的35%左右，65%是农村的户口。农民工进来了两个多亿，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候鸟式的，到40岁左右就开始回流。家属绝大部分还不在身边，还有几千万的儿童是留守的。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达到5%以上的增长，主要是靠结构变化。这个结构是所有的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潜力，所有的企事业都是这样的。在这个转换当中，除了正常的技术进步、创新，最主要的是因为你处在这个阶段上，占总人口当中很大比例从低产的农业部门转向高产出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这是他们带来的。而这转变同时跟另外一个转变也是一致的，就是在从农村这种规模经济比较差的、集聚度比较低的地方进入城市。城市是高度集聚的，上班时间缩短，交流、沟通的成本降低，包括这么多企业。同样是互联网企业挤在一起，同样是金融企业在一条街上，从低产出的产业向高产出的产业转移。另外也是规模不那么聚集向规模聚集的地方转移。这两个比较大的变化才是我们有可能继续维持高度增长的动力。

　　但是这个增长需要对我们的政策形成重大的调整。当然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已经开始提出来城市化，新型城镇化，当然应该是比较晚了，应该早6年、早8年。我们今天所采取的行动应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扎扎实实的措施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自己才不会到40岁再返流，他们的子女才能跟上产业发展的这一代。所以从经济上来说，经济环境从大的环境，恐怕最主要的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下面还有几分钟，我就讲一下企业。我觉得跟企业家，基本上不用讲企业怎么搞，因为企业怎么搞永远没有一定的答案。怎么讲都是对的，原则都是对的，大家应用起来是不一样的。炒股到底是什么样的？明天发生什么谁也不明白。做企业家，我有切身体会。第一个你是不是有企业家天才谁也不知道，没做之前也不知道。我当时看华盛顿邮报女掌门人，他父亲卖了，传给她丈夫，是个酒鬼，死了，所有人都死了，所以她把华盛顿邮报办得这么好。咱们今天做得不够大，不要灰心也许你们的才能还没发挥出来。

　　另外一个是老生常谈，但是值得说一下。企业家一做事，整天都忙着，很难抬起头来看路。企业经营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深意的，做正确的事，比把事做正确要重要十倍。那个事情你做得很好，但是事情本身跟未来的方向不一样，你很辛苦很努力，但是你仍然挣扎得很凄惨，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企业家都要不断地回过来，反复地审视和问自己的问题。我做的事情对不对？要不然那么多人跟着你干，那么辛苦，作出那么多努力，你最后不成功，对不起周围的一大批人。我觉得所谓企业的战略，作为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就是要定这个战略，你要选对正确的事情去做，因为做企业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人叫你做，没有人限定你干啥。你已经做的东西如果是包袱你应该甩了，这是我想说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企业跟政府、政策环境的关系。做企业的眼睛都要盯着政府，盯着政策环境。这里面有一条，就是你永远要相信政府，包括它的领导说了什么，它说的也许根本做不到，你要判断的是它肯定能干什么、它只能干什么。因为你要信它，你完蛋。就像去年证券市场，去年说证券市场要搞注册制，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公报，已经铁板钉钉了，你要相信那个，你正好死得最惨。虽然写了三中全会了，他们做不了。他们写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个啥，不知道自己能干不能干，所以写完了以后没用。今年领导就发话了，说过的话也不能说自己错了，今年就上一百家。去年告诉你上一百家，战略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包括现在政府说不搞刺激，说不干这个不干那个，你要看它能干什么，非干什么不可，这样就可以少受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少受经济环境的伤害。

　　最后一点，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话我刚才说了没有意思，为什么呢？这两天阿里巴巴要上市，比尔盖茨说，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什么一样呢，说我们两个都是冒险家，企业家就是冒险家。因此企业家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跟安全完全是对立的。问题是如果你冒险冒得大的，超出你的掌控，可能你后面就没有冒险的精神了。因为任何时候，留得青山在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知识分子下海，干啥赔啥，做什么都不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开始就赔钱，被人骗的也是小钱，因为没有钱。现在还会被人骗钱，还会干什么，但是那时候你就比原来要聪明一些。

　　但是即使如此，我记得我后来，困难的时候，好了以后，变困难的时候，是觉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觉得还有两个盖子要盖，七个茶壶肯定要盖不上的，肯定要崩溃了。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看的电影《南征北战》，看到共产党的战士冲进了账篷才把枪放下来，最后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敌人还没打进账篷，还是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机会就来了。

　　好，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