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21世纪资本论》

　　郑渝川

　　在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逝去之后，我们已经很久未见哪位经济学家的作品像《21世纪资本论》这样，引起如此之多的赞誉与应和，同时也遭受了同样显著的争议和抨击。

　　虽然我们尚无法确知皮凯蒂由历史推导而出的未来是否会成真，但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尽管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更何况，书中所述关系到人类共同的未来。所以，我们有必要向《21世纪资本论》发问，且远不止这四问。

　　什么力量一再击溃减少不平等的努力？

　　正如本书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的凯恩斯们，都不得不面临数据取样的难题。特别是前者，几乎无法取得当时的工业化国家的现时经济翔实数据，更难以掌握工业化国家之外重要经济体的数据及所有国家的历史数据。

　　而这一次，皮凯蒂坐拥世界顶级数据库，透过这些数据，他打量历史，预言未来。

　　皮凯蒂认为，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的主要机制，都来自于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但是，从英法两国财富分配不平等指数的历史波动，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乃至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资本收益的起伏来看，无论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量多么强大，在促成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低收入阶层追赶高收入阶层的过程中，任何努力都可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击溃，从而使差距变得更大。这种力量可能来自战争、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税收和金融政策等，它们体现为阻碍减少不平等的“敌对力量”。

　　为什么说“富者愈富”是“铁律”？

　　在这本书中，皮凯蒂最著名的论断就是“资本主义中心矛盾定理r>g”，即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将大于经济增长率，这会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堪称“不平等铁律”。

　　关于这个铁律，他首先从个人层面的不平等与分配问题入手探讨。他指出，18至19世纪，即经济学家通常所称的资本主义上升期阶段，恰是最典型的承袭制资本主义，依靠遗产所可能获得的资本收益要远远大于劳动收入所可能带来的收益，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在1980年代及之后，欧美世界再现了一个多世纪之前的这一财富分配特点。当然，当代的不平等也表现出一个全新特点，即所谓世袭中产阶层的出现。

　　数据显示，目前最富有的10%人群中的前1%，他们的收入中，资本收入最为重要，而其后的9%人群，劳动收入占据主导地位。而这1%的人比其后的9%的人收入增长更快。

　　以美国为例，前1%人群包括了华尔街投行、美国顶级企业的高层，他们不仅为自己开出慷慨薪酬，而且很好地利用了资本收益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特点，将获得的高额财富通过资本市场赚取更多收益。这期间，美国等多国政府对高管薪酬和流动资本均降低了征税，从而事实上起到了使“富者愈富”的激励效应。

　　“r>g”足以揭露不平等的根源吗？

　　皮凯蒂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言说的观点，比如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可以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他通过对劳动收入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态势的详细分析指出，依托资本市场，遗产收益水平将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收入增长率，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渐趋拉平，资本收益率会不断提高，财富积累过程还会进一步加速并变得更不公平。

　　他以30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归结指出，收入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加大，是经济和科技理性的体现，但这很可能侵蚀民主理性，“现实情况证明，民主和社会工作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不是单单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

　　皮凯蒂的这项呼吁并非某些批评人士所说的空穴来风，但仅用“r>g”的论述来阐释，确实有停留于只统计现象之嫌。正如有些人指出的，这样一个数学公式，“掩盖的东西远比揭露的多”。而若想要探究不平等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得从正宗的《资本论》里寻找答案。马克思早就说过，导致中心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是赤裸裸的阶级矛盾。

　　遏制进一步扩大的不平等，我们该做些什么？

　　关于如何遏制进一步扩大的不平等，皮凯蒂在书中提出了一揽子政策建议。

　　首先，要为此出台社会政策，包括加大教育投资和养老保险投资。比如，政府必须致力于提高大学招生过程的透明度，谨防精英阶层通过种种名义垄断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大学教育资源。而在养老金体系方面，应以资本化的养老金体系来替代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

　　其次，对累进所得税作出反思和调整。如今在大多数国家，顶层收入者所缴纳的税收事实上是累退的。美国自里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减税政策，正是以取悦顶层收入者为核心，这对财产分配不均的动态影响相当显著。

　　第三，征收全球资本税。这是《21世纪资本论》最为著名、引发最多争议的观点。皮凯蒂承认这在现实政策领域很可能无法获得采纳，更会引发流动资本和顶层收入者的强力反对。但他强调，“如果民主政治想要重获21世纪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支配权，它就必须创造出新的工具来应对目前的挑战”，比如采取征收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打破流动资本和顶层收入者借避税天堂等方式逃避税赋义务的操作模式。

　　第四，通过资本税、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积极削减公共债务，避免新世纪再度形成18至19世纪的食利者阶层。

　　（《21世纪资本论》，[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