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中国改革史研究者雪珥昨日做客南都公众论坛，从金融改革的角度解读百年前的国运兴衰，他认为近代的衰败不能仅仅从空洞的意识形态角度解读，而更应从“国家治理”的技术层面入手。
鸦片战争前闭关锁国是误解
雪珥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闭关锁国是误解，“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体，如果是闭关锁国的，你怎么解释这个巨额的对外贸易？英美只能在广州通商是没有错，但是日本、东南亚、朝鲜、俄国对华还有大量通商渠道，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
对于中国近代的衰败，雪珥认为主要原因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在于谁在统治，而在于中国整体在“技术”方面的缺失或者忽略，“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更包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技术’。”
他认为许多人看到历史，总是抱持一种“两蛋一星”的简单切割法，“国家不强的时代，那些历史人物，不是笨蛋就是坏蛋，人们总是盼望来一个救星，往往盼来的却是一个灾星。”
畸形贸易体系下的鸦片泛滥
雪珥认为，乾隆中期，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而中国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国外热钱涌入等因素使贸易体系逐渐走向畸形。
做生意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中国的融资成本高得惊人，便宜的是2分利，贵的是6分利，也就是说借100万需要还60万，而同期英国的市场利率只有3%左右。“没有资金怎么办？西方有那么便宜的资金，很自然地资金就进来了。”雪珥说。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大额贸易，客观上逼迫作为英国个体户的“港脚商”捞偏门，于是刺激了两大快钱生意：鸦片和高利贷。
此外，“贵买贱卖”加速了贸易体系的畸形化。雪珥介绍，当时许多中国商人缺乏资金实力，为了使生意延续下去，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即通过“贵买”及从外商处获取赊销权，间接获取流动资金贷款，应对中国国内的融资难问题；通过“贱卖”及给外商提供赊销，获取贸易机会，保住自己的“行商”资格，拆东墙补西墙、用后账填前账，延缓经营危机爆发。
巨额热钱的涌入产生了国际经济纠纷，纠纷多了会产生官司，而乾隆皇帝亲自干预经济案件，中国商人从国外借钱的，无论曲直都抄家、充军，未还清的余额由其他行商分摊，甚至推出财政先行垫付。
雪珥认为，公权力介入跨国债务使得经济纠纷上升为政治事件，华商成弱势群体，不可欠人，但“人欠”不管，而官方先行赔付，等于是用国家信用为商业借贷、并且是高利贷背书，无形当中催生了中国商人的信用泡沫，刺激了跨国高利贷；公权力的不当介入，令大清国商业契约体系的建立，成为泡影。
雪珥介绍，当时政府不让行商退出，“你给政府做行商相当于你是上了皇帝的贼船了”，而为了退出市场，行商需要拿出巨额资金来行贿。“就像是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一样，资本成本很高，腐败成本也是很高的。”为了弥补巨额的资金成本与腐败成本，很多人便选择从事鸦片贸易。
资本权力化下的“变态”私企
从近代中国到现代，资本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主旋律”问题。雪珥介绍，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的区别在于，中国是在救亡图存的动机驱使之下人为进行加速，而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大量企业只能靠政府直接投资或政府担保借钱来获得资金，权力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这笔钱我觉得更确切的定位是收益性债券，或者叫股份式债券，政府发行了一笔债券给你，这笔债券在里面是有收益的。政府对此监管天经地义，问题在于，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政府一方面大力扶持，一方面又无规则地勒索，规则的缺失是最严重的问题。”雪珥说。
日本的资本主义起步也靠政府扶持，雪珥介绍，日本政府的“官督商办”之所以做得比中国好，原因在于制定了规则，把权力和资本的界限划清楚了，而中国当时是没有的。
他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总结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权力的资本化，即把权力作为生产要素投入进来，如轮船招商局的总资本中，财政资金的比例绝大多数时候超过20%，甚至某些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没有政府的投资就没有发展、甚至不可能起步。
而从1903年之后的晚清新政，中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资本权力化。“企业依然没有资本，怎么办？政府给政策，允许一些企业强行向老百姓摊派资本金，并用专政机器保驾护航，这是晚清最后10年大规模扶持私营企业却严重扭曲变形的最大特点。”
他认为，受到公权力让渡的民营企业，是“变态”的民营企业，用当时户部的话说叫“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我坚决地认为，在政治上对权力制衡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任何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都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另外，任何对大规模群众集资的酷爱都将是一场灾难。”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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