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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著作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国地方精神与主导形式》等。 曾获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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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于近期出版。同时面世的还有叶笃庄的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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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叶笃庄和夫人孙竦带着两个女儿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叶笃庄是《物种起源》等达尔文作品的翻译者，知名的农业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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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笃字辈的几个兄弟聚齐。当时叶笃庄（左二）任中国农科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叶笃义（左四）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正（中）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方（原名叶笃廉，后排右三）刚从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职位离休，叶利中（后排右二）重返相声舞台，方实（原名叶笃成，后排右一）任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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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津大家庭的五代人被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阶段的政治洪流所裹挟。史家周锡瑞希望通过书写他们，来讨论历史潮流与家庭生活如何互相激荡影响 ]
[ 曾国藩这样的名士当然是很吸引人的传主，但是曾家的财富、势力及其带来的生活方式都迥异于普通老百姓。叶家则不然，他们的经历可以很好地展示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阶段中，中国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环境的代际差异。 ]
[ 在政治动乱中，叶崇质和叶笃仁的谨慎是明智的，保护了家族免遭潜在的灾难。有一些时代的确更适合以大胆甚至冒险的方式赢得成功，但在传统中国，一个家庭的惯常做法是两面下注。 ]
[ 到了民国，大家谈得更多的是“新旧”之别。人们要么提倡新学，要么守旧。中国面对的普遍问题是如何适应现代世界，而不是在东、西之间做出选择。 ]
历史学家周锡瑞在大学开设了一门《中国家族史》的课程，让学生做长辈的口头历史访谈，学会追溯自己家族的根源。这门课的必读书单里，包括了巴金的《家》。
周锡瑞发现，家族及家庭中发生的变化常常与政治变革遥相呼应，比如父权家长制的逐步削弱等；欧美史学界因而对家族史探究良多，但在有修族谱传统的中国，家族史研究的文献远不及西方。“族谱的目的在于"述祖德，明源流，尊贤能，隐恶扬善"，严肃的家史需要相对公正和客观的叙述，而且一定要把家族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中看待。”周锡瑞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邮件专访时说。不久前，他的著作《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在中国出版，“希望本书能够为今后的家族史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直接触动周锡瑞撰写这部中国家族史的，是岳父叶笃庄为两个长居国外的外孙女写的自传（《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这位《物种起源》的翻译者，回忆了在天津大家庭的成长过程，记录了军阀混战、抗战、国共内战、“反右”、“文革”中曲折的个人经历。他写回忆录的原因很清楚，这种“黑五类”家庭—清朝时候做过官，祖父是大资本家，父母是 “臭老九”，“反右”时被关了将近20年—对孩子是负面的存在，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包袱，后代因而看不到家庭的全貌。“写自己的历史，为的是让他的第三代从中了解自己从哪里来。”周锡瑞说。
1994~1995年，周锡瑞找到了叶笃庄的高祖叶伯英（官至陕西巡抚）的年谱、奏折以及安庆老家叶伯英的族谱，更令他如获至宝的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搜寻到了叶伯英父亲叶坤厚二十卷的诗集—《江上笑蓬莱吟舫诗存》，其间叙写了太平天国占领安徽时的兵祸情形以及协助操办团练的事宜。诗集流露出的私人情感，令周锡瑞得以感受到一个晚清官员的内心世界。
另一方面，妻子叶娃开始协助搜集叶家几位叔伯和他们子女的口述回忆录，并查询到他们在1930年代就读学校的档案。叶笃庄去世后，作为女儿，叶娃获准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复印他的个人档案，这份档案包括了195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信息。而《叶》书下笔最重的，正是“笃”字辈的个人命运，包括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中科院顶级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方实（叶笃成）、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叶笃廉（叶方）等，他们生于1910年代，是波澜壮阔的上个世纪的见证人。
作为局外人，周锡瑞写叶家家史，关注的是百年动荡的历史大潮流，如何影响一个家族的私人生活。反过来，家里人际关系的各种演变又如何影响了历史大发展。“我通过叶家这一个家庭看清代、民国、新中国的家庭是如何演变的，并且以这种变化来探讨中国的近现代史。”他说。
叶家人对周锡瑞的家史写作并非十分满意。《叶》中译本出版前，叶娃的亲戚纷纷要求看稿，提出的删节要求一度让周锡瑞气馁。叶氏家族成员之一、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叶维丽在一次座谈会上也表达了对《叶》书的意见，她认为周锡瑞书中的分析框架全是西方的，叶家人的经历有时仅起到“人注”的作用。
对于学术争论，周锡瑞倒不介意。他认为历史就是那样发展的：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叶家兄弟也被裹挟其中，不需要回避。而且正是由于被大政治所卷入，“家庭”这个概念，家庭的事实、作用和因素都在不断地变化。
“笃”字辈的成员亲身经历了宗法制的崩塌，而宗族曾构成了古代中国牢固的社会根基。尽管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向传统回归，甚至宣扬以家族-宗族-国族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模式来整合新兴的中华民族，但无从阻遏宗法的分崩离析。如今，全球化和商业化下，家族凝聚力更日趋疏远。“任何致力于恢复传统儒家家庭观念的人，必须认识到中国家庭本质的这些变化。”周锡瑞说。
周锡瑞：“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是全球现象”
家庭社会的代际差异
第一财经日报：你将叶家定义为城市中层精英门第，其名气远逊于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门阀世族，也鲜有参与顶层政治决策的机会。除了私人原因，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家族作为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范本？
周锡瑞：我选择叶家，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跟叶家的关系。作为叶家的洋女婿，我有获得史料的便利渠道，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
除此，叶家也是理想的研究对象，它有些名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字记录。它又非中国声名显赫的门阀世族，过着远离寻常人家的生活。曾国藩这样的名士当然是很吸引人的传主，但是曾家的财富、势力及其带来的生活方式都迥异于普通老百姓。叶家则不然，他们的经历可以很好地展示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阶段中，中国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环境的代际差异。
日报：叶家是五代城市精英，这很不寻常，中国人一般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这个家庭始终枝繁叶茂，跟叶家的家训、治家理念、家庭教育有什么关联？我注意到，叶崇质和叶笃仁的性格非常谨慎。
周锡瑞：你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做了一系列重要的假设。我一贯强调这本书只是个案研究，即使叶家家史暗示了某种值得继续研究的途径，我们仍需谨慎地防范从单一的例子中得出太大的结论。叶家的家训、世代相传的价值观，比如诚实、谦逊、勤勉等，可以被视作某种程度的教育资源。叶笃庄家中悬挂的对联，就展示了这些家族价值观。叶家人强调学以致用。叶笃庄的书桌上，就曾挂着“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警句，是叶家在天津居住时，其私塾老师所赠。如今，“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字句也挂在了我们家。
我想这些反映了叶家所坚守的道德原则以及严谨诚信的治学品格，叶家五代也恪守于此。我有时候怀疑，“富不过三代”恐怕比较适用于那些迅速升迁的家庭，他们既不信奉学问，也缺乏几代寒士的耐心。不知这能否为某些“富二代”缺乏道德准则提供一种解释。
至于叶崇质和叶笃仁的谨慎性格，则需要理解时代的背景。在政治动乱中，他们的谨慎是明智的，保护了家族免遭潜在的灾难。有一些时代的确更适合以大胆甚至冒险的方式赢得成功，但在传统中国，一个家庭的惯常做法是两面下注：一个儿子负责打理家族事业（这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另一个儿子将进入风险较高但更有利可图的领域。
中国家庭与过去有很大不同
日报：叶家家史跨越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阶段。除了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家庭的作用、意义在这三个阶段有何明显不同？
周锡瑞：我在书中希望表达的最重要的观点即是：尽管家庭一直是中国社会和道德教化的基本单位，但家庭的含义、功能却随着时代剧烈变化。晚清时的家庭已经不同于儒家时代的“宗法制”，民国的核心家庭又区别于晚清的大家庭，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住在单位大院的干部职工家庭又发生了变化。最后在改革时代，独生子女和小皇帝的出现又构造了另一种家庭模式。
家庭本质的变化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叶家家史不足以提供一个普遍的范式。不过我想指出几个与现代转型有关的趋势，一个是长辈影响力的衰落，在帝制晚期的家庭，很少有人想到挑战家长的权威，年轻一辈的教育、职业、婚姻都由父辈包办。到了民国，国家开始统筹教育，许多年轻人得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包办婚姻也面临挑战。这种趋势贯穿二十世纪，以至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配偶。
我认为，这些变化是由现代技术和通讯的发展而带来的。在农业社会，父辈的经验和知识积累是家庭发展的关键，因为农业革新相对而言是缓慢的，所以儿子需要从父辈处习得知识和成功的诀窍。现代社会里，年轻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场所一般是学校或工作场合，于是父辈的经验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有些过时。这势必会弱化长辈的权威，从而产生“代沟”，而“代沟”在传统社会是罕见的。
另一个变化来自妇女地位的提高。民国初期，特别是新中国时代，妇女开始上学并参加工作，家庭中地位趋于和丈夫平起平坐，再加上自由婚姻发挥的大作用，丈夫-妻子的结盟变成现代家庭的核心，夫妻关系继而代替了父子关系或婆媳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家庭关系。如今的中国家庭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任何致力于恢复传统儒家家庭观念的人，必须认识到中国家庭本质的这些变化。
日报：叶崇质的生活轨迹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个时候的叶家引入了一些西式的物件，孩子也开始接受西学。但整个家庭的做派仍然守旧。西方对叶家或是中国家庭的冲击主要在哪些方面？
周锡瑞：与其说是西方的冲击，我情愿认为是现代化的作用。在晚清，谈论西学、洋学，比较中西差异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张之洞提出广为人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了民国，大家谈得更多的是“新旧”之别。人们要么提倡新学，要么守旧。中国面对的普遍问题是如何适应现代世界，而不是在东、西之间做出选择。
叶崇质的选择可能在那个年代很常见，他的私人生活仍然被传统方式所占据—庭院式宅邸中收藏了大量古董、书画、线装书。他有一妻两妾，众多仆从，家庭私塾聘请了贡生出身的“老先生”为孩子开蒙，而他的母亲则是全家的中心。
但是叶崇质也意识到儿子们要想立足于现代社会，必须接受现代教育。所以他也聘请了英文先生辅导儿子的英文、数学等，以应对南开中学的入学考试。维持旧有的生活方式更令他感到舒服，但他也在努力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我认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人的状况。事实上，努力适应现代化的需求也是一个全球现象。
对国家忠诚与对家庭忠诚相关
日报：近代中国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建构国家意识，具体到叶家人，他们是怎样完成从只知道有家到知道国的？其次，民族主义需要想象来凝结共同体，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意识地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是如何起变化的，是不是需要为“国”牺牲？
周锡瑞：这个问题很好，指出了现代中国的基本诉求。像所有好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没有简单的答案。首先，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民族主义需要想象来凝结共同体，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意识地被建构起来的。”这是我们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以及一系列关于民族主义论著中吸取的基本理论。梁启超曾抱怨中国缺乏民族意识，到了民国，教科书、新闻以及各种形式的媒体逐渐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促成某种国家意识的苏醒。但只有到了对日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才得以传播到农民阶层这一更广阔的人群中。
对国家忠诚是和对家庭忠诚相关的一个问题。孙中山曾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国家意识可以自下而上地从家、村、县、省到国逐次建构。这是试图打通家庭、地域与国家的联系。一个人如何结合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永远是个难题。
日报：从五四一直到七十年代，叶家这个大家族是受到猛烈冲击的。所以叶维丽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叶家人又形成了非常明晰的家族认同。你的论著止于1976年，但我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又让家族重新黏合了起来？
周锡瑞：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运动时期，叶家成员很难像改革开放以后那样公开地显现他们的团结。1976年以后，特别是平反冤案后，像新华社的方实得以帮助哥哥叶笃庄返回北京，并恢复农业科学院的工作。一旦所有的兄弟齐聚北京后，特别是在政治气氛宽松的改革开放时代，他们重修家庭关系就变得很自然了。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的很多事情是政治在起决定作用，宽松的政治氛围为家庭的黏合提供了凝结剂。
（访谈经周锡瑞先生本人审定，叶娃女士亦有所协助，特此致谢！）
作者：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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