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到2013年间，中国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率，为人类经济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从2010年第一个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节节下滑，今年第二季度仅达7.5%，而且，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国内外有些学者和评论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是由于在持续取得35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和按1990年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快达到1.1万美元，按其他高速增长国家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7%或更低的水平，所以，中国未来的增长目标也应该也相应往下调至7%或更低。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既要看潜在增长率，也要看实现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在回答到底中国未来的增长目标应该确定在那个水平或区间较为合适，我们应该先了解潜在增长率的内涵和决定因素。
潜在增长率指的是在具备了所有有利的内外部条件并以不损害未来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前提而可能达到的增长率。
在讨论潜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时我建议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深入探究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后者则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有赖于技术的创新使工人在现有产品的生产上更有效率，或是将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部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18世纪以前，人均收入增长平均每年只有0.05%，这意味着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提高了20倍，从平均每年0.05%变成1%，也就是说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降低为70年。19世纪下半叶至今的150多年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70年降为35年。之所以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加速所致，这种变化不仅让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还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发展中国家要有持续的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同样需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前沿，新的技术和产业都只能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则则可以靠模仿、引进、集成、购买来实现，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具有后发优势，成本和风险会比发达国家低，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在过去150多年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2%，再加上人口增长率0.5-1%，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是2.5%-3%。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靠后发优势取得了年均7%或者更高的速度持续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持续了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中国过去已经利用了后发优势有多少年，或是，现在的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有多高，而是要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有多大，衡量的最好指标则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的水平。因此，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反映的也就是技术和产业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越大代表后发优势越大，越有可能维持高速增长。
根据历史学家麦迪逊最新的历史统计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时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71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2%，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的年均增长率是8.6%，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8.3%，韩国从1977到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是7.6%。既然在相同的“后发优势”的潜力下，东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可以实现20年年均7.6%-9.2%的增长速度，这些经验表明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可能。也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20年，中国的年均潜在增长率是8%。
要把潜在的增长率变成现实的增长率既取决于中国自己内部的条件也决定于外部的国际环境。
从内部条件来说，中国需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样才能形成竞争优势，快速累积资本。资本的累积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原先符合比较优势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再符合比较优势，因此，要升级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在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来降低创新和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实现这样的发展方式要求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以建立有效的市场，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也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必然会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这也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改革目标，若能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2020年时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将会既有利于中国挖掘后发优势的增长潜力，也有利于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实现包容和谐的增长。
关于明年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也要看其他有利条件是否具备。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尽管发达国家的央行实施了“非常态干预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但未能根本解决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安倍经济学”未能奏效，欧洲央行又要步美日后尘，推行购买国债的数量宽松政策。至今美国尽管就业率有所上升，但是，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经济也尚未出现一般危机之后复苏期会出现的6%、7%的增长反弹。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美欧日发达国家的经济可能会继续增长乏力，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会不利于中国实现潜在的增长率。
虽然外需可能不足，中国靠内需来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则相对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有产业的产能有不少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可投资的机会多；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等等的投资都具有很大的空间，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率。在经济下行时仍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差异之处。
在具备投资空间的同时，中国的投资资源也很丰富。中国中央跟地方政府多年积累下来的负债总额约占GDP的40%，这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水平。中国的民间储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条件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异之处。
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好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靠投资来启动经济，这些投资短期能创造就业，有了就业消费也能增长。这些项目建成后能提高生产率的水平、增加收入，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也能够持续。
综合考虑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和相对好的内需条件，在外需可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把明年和在“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订在7.0%-7.5%之间较为合适。这样的增长目标有利于稳定就业、降低金融风险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
从2010年的增长减速以来，尽管就业情况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是如果减速过于严重，经济前景过于黯淡，企业就会大量裁员，失业率有可能突然增加。经济增长过低还会使产能过剩问题和债务风险恶化。把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的中高速有利于保证就业和金融稳定。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水平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后一目标的实现要求2014-20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7.3%。把明年和“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定在7.0%-7.5%之间，在外部的条件相对好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5%，外部条件相对差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0%，也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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