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回归法治是避免征地拆迁暴力唯一途径

　　为利益而博弈，分歧或许不可避免，但有了分歧之后，从行政高压的轨道转入法律博弈的轨道，是规避事态暴力化发展的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暴力事件，一直不乏舆论关注度。10月14日晚，一组云南昆明市晋宁村民与开发商大规模械斗的现场照片在网络流出，网友们看到了卡车装着成群穿着黑衣制服的人，街头有人被村民捆绑手脚，有人戴着警用头盔，手持警用盾牌、木棍、石砖，有人点燃了汽油……随后，经官方媒体证实，当日，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企业施工人员与富有村部分村民冲突事件。

　　截至15日，事件已致8死18伤，其中企业施工方6人，村民2人。如此大规模的伤亡，在征地拆迁暴力事件频发的当下，依旧令人十分震惊。在关注事态暴力化结果的同时，我们也不禁问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如此悲剧的诞生。很显然，此事的发生对村民、企业和政府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益处。

　　据媒体披露，晋宁此次冲突一方为昆明市重点规划项目之一“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在今年5月17日，该项目就因村民反对而暂时停工；6月3日，双方已经发生过一次冲突，只是规模和结果没有引起足够关注。10月14日的群体暴力冲突固然有其具体的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性冲突是什么更值得关注。

　　据光明网消息，该项目从2010年起开始征地，最初承诺一亩补偿12万元，但随后变成了4.3万元，补偿款的问题构成了双方冲突的起点和关键。这种矛盾的爆发势必蔓延至该项目的施工员工，尽管现场施工的工人实际上无法对征地补偿的合同起到任何影响，但在同一个空间这个条件使得二者摩擦不断。令人生疑的是，施工方人员所着的制服为成套的警用衣服，这也让人不得不发问，在暴力冲突之后出面维持秩序的政府在此前扮演的是何种角色？

　　昆明晋宁的征地拆迁暴力事件，与此前已经令我们颇为熟悉的拆迁暴力剧码毫无二致。在土地这一财富载体的博弈中，现有的制度框架并没有提供一个足够公平的规则，负有地方发展之责且握有暴力资源的政府，在土地产权、处置权方面都拥有很强的主动性。对于资方来说，资本的效力令他们足够自信，可以调动的力量常常超过市场本身。反观农民，他们除了用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博弈能力方面存在太多的短板。

　　当然，具体事件的发展逻辑，并不总是如强弱分明显示的那么简单。但是，博弈规则层面的失之公允，使得暴力的因子不断被埋下，一旦触及具体的导火索，暴力冲突便不断被引爆。10年前湖南嘉禾商贸城的暴力拆迁事件，2009年成都金牛区“唐福珍自焚事件”，以及2010年借助微博瞬间传播的宜黄暴力拆迁事件，无一不是建立在博弈框架失衡的前提下。

　　对此，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不准暴力拆迁。201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紧急通知，强调拆迁恶性事件要追究领导责任。日前，国土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征地信息公开力度，用地批复文件、农民对拟征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签字确认书等报批材料、“一书四方案”等，都要纳入主动公开范围。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必须谴责一切暴力拆迁举动，然而，针对现行征地拆迁博弈规则的小修小补却未必能获得良效。从实操的角度来看，目前赋予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中太多的行政权力，必须得到整改。为利益而博弈，分歧或许不可避免，但有了分歧之后，从行政高压的轨道转入法律博弈的轨道，是规避事态暴力化发展的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