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律师吴飞正等待“转院”。他代理的一起移动互联网反垄断案本安排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但现在，案件拟定的审判长张晓津已被公示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庭庭长。
11月3日，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下称《案件规定》）。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王闯在发布会上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本月上旬挂牌，而上海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也将在年内挂牌成立。
据王闯介绍，3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不仅将更好促进知识产权使用和保护，也体现了司法改革思路，知识产权法院中将实行法官员额制、主审法官负责制，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按照《案件规定》，知识产权案件的“中枢”—知识产权确权授权类案件将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无独有偶，对确权授权案件引出的“循环诉讼”问题的解决，贯穿整个知识产权法治体系，21世纪经济报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了解到，正在修订的《专利法》亦将就此作专门修改。
此外，知识产权法院还将设立“技术调查官”。王闯介绍，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以规范技术调查官岗位职责等机制。技术调查官并非审判人员，“但可以接受法官指派，进行相关调查取证工作。”王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知识产权法院的司改亮点
全新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将率先实行跨区域管辖案件。今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其中规定，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三年内，可以先在所在省（直辖市）实行跨区域管辖。
《案件规定》据此要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广东省内一些一审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北京、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辖区分别是整个北京市和上海市，不存在跨区域管辖问题”，王闯说。
这些案件包括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民事和行政案件，以及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案件规定》公布的案件管辖范围，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相比，增加了计算机软件案件一类。
“计算机软件案件涉及专业技术事实认定，技术性较强，基层法院审理存在较大难度，有必要由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王闯说。
如果广东省内知产案件集中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将带来可观的工作量。王闯介绍，根据司法统计数据，全国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中，广东省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占据约三分之一。
“广东省法院年均受理专利案件约3400件。这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国家，全国一年的专利案件也没有达到三千件”，他说。
如果这几天还不开庭，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飞代理的这起案件就可能移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10月28日，最高法院印发了《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指导意见》），知识产权法院将不设副庭长，而是根据法官编制员额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
此外，《指导意见》要求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具有四级高级法官任职资格，这意味着知识产权法院法官任职后，享有的审判权限和职级待遇将高于目前的全国其他中级法院。在以往，四级高级法官往往是中院副院长级别人员。
目前，18名法官通过遴选，已被拟聘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其中就包括吴飞所代理案件的审判长张晓津。张晓津原为北京市二中院民五庭庭长，现拟任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委会委员、二庭庭长。一同拟调任的还有履新北京市三中院副院长仅半年的宋鱼水，其被拟任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
“目前来看，和其他法院比，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员额是非常少的，因为要突出法官的核心地位”，王闯说。
多路径治理循环诉讼
最高法院还规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行专属管辖，即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类案件由其一家受理。
“该类案件是整个知识产权案件的中枢，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王闯说。
现实中，如果甲去法院起诉乙侵犯了他的专利权或商标权，乙往往先去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复审委）或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申请甲的专利权或商标权无效，从而证明自己没有侵权。
“在这个行政程序进行时，侵权诉讼需要中止”，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蒋志培告诉记者。
不管行政行为结果如何，原告和被告都可能不服，于是产生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家工商总局的行政诉讼，即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按照管辖地原则，这些诉讼都要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在北京市高院二审。
如今，按照《案件规定》，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一审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这意味着，由于知识产权法院实行行政、民事“二审合一”，发生在北京的确权授权类行政案件与侵权类民事案件，可能由同一个合议庭审理，从而有利于程序的进展。
但行政案件容易形成“循环诉讼”，因为法院无权改变复审委和商评委的行政审查结果，如果法院与复审委或商评委的意见相反，也不能直接判决专利或商标无效，而是只能判决复审委或商评委再做一次审查。如此一来，诉讼可能重演一轮。这样“循环”的行政诉讼可能耗费多年时间，但真正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的侵权诉讼却因此被搁置。
但现实情况是，“超过98%的复审委决定都被法院认定为有效”，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张志成告诉记者。也就是说，那些“循环诉讼”的发起人打赢官司的可能性不到2%，却浪费了大量司法资源。
但目前的《专利法》只规定，专利复审委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申请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而没有赋予复审委的决定以法律效力”，张志成说。
他透露，正在修订的《专利法》拟规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作出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登记和公告。该决定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当事人仍然可以去法院起诉复审委的决定”，张志成说，但通过赋予复审委决定以法律效力，“法院可以不必等待行政诉讼终审以后，再来判决最初的侵权诉讼”。
《专利法》已被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自2013年初提交送审稿后，目前仍在国务院法制办阶段。
首设技术调查官
王闯还透露，知识产权法院将探索技术调查官制度，以“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专业性和中立性”。
王闯介绍，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和工作规范，明确技术调查官的职能定位、配置数量、选任条件、管理模式、职权行使等问题。
正在修订的《专利法》亦有相关考量。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张志成透露，《专利法》拟加强法官调查取证权，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对于由被控侵权人掌握的涉嫌侵权的产品以及账簿、资料等证据，法院应当根据原告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依法调查搜集。
“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被侵权人很难独立取得涉嫌侵权人的相关证据”，张志成说。但亦有学者提醒，加强法官取证责任，“要防止当事人在举证责任上变懒”。
技术调查官的经验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但台湾智慧法院中的技术审查官有一些弊端，比如其来自知识产权行政机关，进入法院工作后，自身"身份不明"”，一名台湾地区知识产权法学者告诉记者，“此外，由于技术审查官拥有技术专业知识，一些情况下甚至会左右法官的判决”。
“所以我们考虑，如何能够设立一些规则，对技术调查官调查技术事实的方式、出庭规则和行使职权方面进行一些限制，充分发挥他技术调查顾问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形成对他的过度依赖”，王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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