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生计生委11月18日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两组数字值得关注。第一组数字是2013年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从2011年的33.1岁提高到33.7岁，这意味着更多的流动人口到了组建家庭的年龄。第二组数字是6岁至15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在2013年达到62.5%，比2011年上升了5.2个百分点；2012年流动人口中怀孕妇女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是59.2%，比2011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更多的流动人口在“外地”过着家庭生活。
在流动人口中，有2/3是农民工。早期的农民工大多是单身外出，到结婚生子的时候就返回家乡。城市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暂住地，只是他们工作、赚钱的地方，而不是生活、消费的主要地方。他们“重工作轻生活”。现在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流动人口在“外地”结婚、生子，这就是说，他们在工作的同时也要生活，“边工作边生活”。从“重工作轻生活”到“边工作边生活”，这是人口流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性变化。
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说，这是从“多生产，少消费”向“既生产，又消费”的转变。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维持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是主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人口结构，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而抚养比低，所以净生产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多而净消费的人口（少儿和老人）少；另一部分来源于流动人口的“多生产，少消费”，流动人口本来就比较年轻，再加上在“外地”，更是以挣钱、存钱为主。人口老龄化会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态势，而流动人口更重视生活和消费则会大大加快这一进程，它的影响比人口老龄化来得更快。
最直接的影响是劳动力成本会进一步上升。“重工作轻生活”的流动人口不计较吃穿住行，他们可以住宿舍、吃食堂、穿工衣，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很低。而“边工作边生活”的流动人口需要自己的住所，还要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不但会直接导致企业的人力成本增加，而且会间接导致企业的办公费用增加，例如，选址时要更多考虑员工生活便利等问题。
政府部门也会面对新的挑战。对待“重工作轻生活”的流动人口，政府部门无须像对待户籍人口那样安排公共服务。当更多流动人口“边工作边生活”，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的状况会加剧。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模式可能也需要改变。
这些微观层面的影响反映到宏观层面，结果可能是储蓄率下降而消费率上升。很多人认为消费率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否则，就业会受到影响（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提高），进而妨碍经济增长。
总之，流动人口从“重工作轻生活”到“边工作边生活”转变，将对企业管理、政府服务、宏观政策形成挑战，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发生变化。
作者：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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