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强/文
11月初，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哥本哈根发布了第五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AR5）的综合报告，标志着最新一轮气候变化科学评估工作的正式完成。IPCC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成立，旨在对气候变化问题定期开展评估，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尽管各界对IPCC报告的客观度和中立性存有一定争议，AR5出台的背后也的确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但以此完全否定AR5结论的科学性是不恰当的。AR5由来自85个国家的800多名科学家参与编写，历时7年完成，总结了气候领域最新、最权威的科学研究成果。
报告所提供的一些基本数据，再一次向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1970年以来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占总历史累积排放的一半，最近十年是排放增长最快的十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更为确凿，而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驱动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报告评估了温室气体浓度与全球升温之间的关系，指出如果到本世纪末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的话，很可能（大于66%的可能性）可以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相对工业化前水平）；如果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500ppm且期间不出现浓度超过530ppm的情况，仍有多半可能（大于50%的可能性）实现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报告强调为了实现全球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需要采取大规模措施，改革能源系统同时扩大对二氧化碳去除技术的应用，同时优化城市、林业等领域的土地利用。
如果说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关于减缓的部分以敦促气候行动为主，那么第五次评估报告更多的是提出更好的实施减缓政策的方式，也就是偏重于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报告一方面分析了综合政策目标下的减缓路径以及长期与短期减缓途径下的要求，阐述各行业内与行业间的减缓手段；另一方面讨论了政策设计、机构设置、区域合作以及投融资等方面对减缓政策的影响。
在讨论减缓的实施时，“协同效应”贯穿了整个第三工作组报告。“协同”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二是指不同管理层面的政策间的关系。前者强调的是不同领域间、不同时期的政策间的关系，例如清洁能源的应用会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而后者强调国际、国家、区域、工业企业、个人等不同层面上政策与行动间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政策间的关系不一定都是正向的，有时候也会是负向的。当一项政策的实施给有益于另一项政策时，我们称该政策就是具有协同效益的；而当一项政策的实施制约了另一项政策时，则该政策具有副作用，例如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可能会导致短期内资本流向更高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而错过一些低成本的措施。
报告对协同效应的强调一方面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单一的政策和行动都难以实现2℃目标，在采用多种政策组合时，探索最优的政策组合对降低政策成本以及提升实施效果都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必需采取共同的行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才能取得成效，但是各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阶段、特点不同，其采用的政策工具和行动力度也会有所不同，那么在制定气候政策时有必要考虑国家和区域间政策的关系，使用政策组合产生增益作用。
对于我国而言，建设生态文明、推动低碳绿色发展已成重要国家战略，各部门在相继陆续推出了大量政策措施的同时，缺乏对政策协同效益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成本效益，国家一方面应当重视对现有政策的梳理和协调，另一方面也可考虑建立确保最大程度发挥政策协同效应的长效机制，设立类似“能源气候政策评估委员会”的机构，规范政策制定的流程，并从机制上确保能对拟定中的政策措施进行必要评估协调。
（作者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履约监督委员会委员，中创碳投战略总监）
作者：钱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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