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亲眼得见，很难想象被誉为“山西转型标杆工程”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下简称汾酒园区)会是今天这副模样。
按照规划，汾酒园区的规模颇为壮观：面积5平方公里，投资50亿元，白酒产量10万吨，销售收入100亿元，吸纳三万劳动力就业，带动20万户高粱、豌豆、大麦种植农户致富……官方宣称，汾酒园区于2010年开工，三年后建成。
今天，在太汾高速公路杏花服务区附近，绵延数公里的高大城墙较为扎眼，隐匿其后的“汾酒园区”，荒草中“烂尾楼”望不到边，除了零星的看守人，偌大工地罕有人迹。
资金链断裂给汾酒园区带来的只是一时之困。2014年1月至8月，相继发生的变故让汾酒园区的未来横生变数——十位投资人中，先后有三位锒铛入狱;项目主要负责人、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一号工程
汾阳市杏花村因盛产汾酒而驰名，早在1500年前这里的白酒已闻名天下。
2008年4月，杏花村被评为“中华名酒第一村”，山西省政府作出“以汾酒集团为龙头，推进对周边和省内白酒资源的有效整合”的决策，并提出在杏花村建设汾酒园区。
公开资料显示：汾酒园区是《山西酿造业振兴规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汾酒集团)为龙头，以做大做强汾酒等杏花村酒业为目标，按照“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土地征用、统一品牌管理、统一原料保障、统一质量检测”的管理机制和“社会资金投资建设，汾酒集团托管经营”的两权分离模式，建设集种植、酿造、储藏、灌装、包装、物流、会展、质检以及旅游休闲为一体的酒业集中发展区。
按照规划，建成后的汾酒园区将使汾酒集团的汾酒产能扩大三倍。
2010年，山西省人大将建设汾酒园区列入18件重点督办的建议之一，吕梁市也将其列为加快转型发展的“一号工程”。
2010年1月22日，汾阳市政府与汾酒集团签订协议，推进汾酒园区项目。
汾酒集团董事会顾问阚秉华说，汾酒园区将由汾酒集团负责具体运营，意在整合山西境内上千家白酒企业。而汾酒集团也计划在2015年前冲刺100亿元年销售额，重返白酒第一阵营。
“缸荒”疯狂
“原计划汾阳地区20多家白酒企业先进驻园区，汾酒集团统一管理。”汾酒集团副总经理杨建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主要是贴牌生产，用汾酒集团的‘杏花村’品牌来整合白酒资源。”
据悉，杏花村品牌1980年注册，目前品牌价值超过60亿元，被称为山西“最值钱品牌”。
汾酒园区的投资人系吕梁本地多位煤老板，2010年，他们组建“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中汾公司)，开始投资打造汾酒园区。有知情人说，煤老板们只投资分红，不参与汾酒园区经营管理。
2010年4月22日，吕梁市政府与汾酒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汾酒园区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9月28日，汾酒园区在杏花村汾酒厂西侧奠基开工。
据知情人说，2010年9月至2012年6月，汾酒园区建设“速度很快，摊子铺得很大，四面开花”。
曾有媒体报道：前期设备采购，煤老板将临县、洪洞、壶关三地的酒缸全部买光，导致山西出现“缸荒”。
不久，汾酒园区建设即因资金问题深陷困境。
前述知情人说，2012年6月之后危机突显，工程款骤减，工程进度放缓。至2013年底，汾酒园区建设停工。
杨建锋告诉本刊记者，2014年1月至今，中汾公司再没投入一分钱。
据本刊记者调查：截至目前，汾酒园区已建成的建筑物面积约1.58平方公里，其中，具备酿酒能力的生产车间有12个，其余大部分为“半拉子工程”。
“2013年11月，部分车间开始试生产，由于厂房和设施不完善，只能生产一部分原酒。”山西汾酒集团酒业发展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亦斌说，“对我们影响很大，生产出的不是成品酒，卖不出去。
按照杨建锋的说法，中汾公司已向汾酒园区投入35亿至40亿元，即便如此，“汾酒园区里还没有办公楼，其他配套设施也均未完善”。杏花村镇一位干部则告诉本刊记者，仅1.58平方公里内的建筑物及配套设施全部完工，“至少还需30亿元”。
“高昂利润”和“转型诱导”
“刚开始，十位煤老板决定投资35亿元，年产成品酒五万吨。后来最终决定投资50亿元，年产成品酒十万吨。”杨建峰说。对此，汾阳市一位干部说：如按35亿元投资建设，汾酒园区“已经建成了”。
据了解，十位煤老板中颇有名气的三位是：山西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廷亮，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
吕梁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煤老板之所以一掷千金建汾酒园区，是因为“高昂利润”和“官方诱导”。
2003年至2011年底，煤价持续走高，“2003年，一吨5号原煤卖三四十元，到2011年，同样的煤已经卖到600元，价值20亿元的煤矿被炒到五六十亿元。”吕梁一位煤老板回忆。
与此同时，高端酒的高利润也让煤老板们看到了商机。
官方不断“诱导”煤老板将资金投入“转型跨越项目”。
前述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0年，吕梁市委、市政府提出“一企一事一业”，要求涉煤企业(一企)主动兴办一项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社会公益事业(一事)，创办或联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具体数额为，每吨煤捐30元钱投入“一事一业”。此工作由吕梁市纪委牵头。
煤老板余杭明(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煤炭高利润让人失去理智，煤老板中很多人在吞下更多煤矿的同时，还将大量资金投向农业、焦化、教育等转型跨越项目。“几乎所有煤老板都向银行贷款，至少70%的煤老板在民间融资。”
据吕梁一位官员回忆，当时，煤老板眼中已无任何风险意识，而这种近乎疯狂的冒险行为被某些领导肯定。
余杭明先后向银行贷款40亿元，其中至少20亿元投向其他产业。他说，当时吕梁煤老板几乎都这样做，响应政府号召，每个煤炭企业发展一个或几个非煤产业，“山西联盛集团仅向教育、农业两个项目就已投资近50亿元。”
煤炭和白酒的高利润给煤老板带来的强烈刺激未延续多久。2012年，煤价暴跌，而高端酒的销量也同样下行。
仅过一年，“三分之二的煤企已到崩溃边缘。”煤老板张玉海(化名)说。吕梁一位官员则说，吕梁大量煤企因煤炭积压，融资困难而被迫停产，“资金链彻底断裂”。
2013年11月29日，山西联盛集团提出重整申请。很快，与其关联的煤企及当地涉煤企业均遭到银行“围剿”。
谈及煤矿以外的其他产业，余杭明直言自顾不暇，“煤矿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2014年3月至8月，邢利斌、贾廷亮、袁玉珠先后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汾酒园区建设的后续资金显现危机。
吕梁一位官员说：“十位煤老板如果都在，一人再拿三亿元还容易些，现在有三人出事，其余七个人掏这笔钱就很费劲。”
另有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资金按股份比例投入，有人不投入，其他人就不会再跟进。”
官员推手落马
原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是汾酒园区的主要推手。
知情人称，投资汾酒园区的煤老板都是由他召唤而来。
2010年初，煤改即将全面完成之际，汾阳分管工业的一位副市长将“利用煤资入股汾酒集团的想法”与张中生沟通，张很感兴趣，一通电话即召来20多位煤老板。
上述知情人说，2010年3月中旬，张中生带着三位煤老板到贵州、四川实地考察了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集团，之后十位煤老板即筹资25亿元准备开建汾酒园区。
实地考察，选址完毕后，吕梁市委原书记聂春玉召开常委扩大会，将汾酒园区定为吕梁头号工程，同时申请列入山西重点工程，责成有关部门配合。2010年6月10日，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到杏花村调研时指出，汾酒是山西的一个产业品牌和文化品牌，关系山西的信誉，要积极支持，当场责成山西省发改委把汾酒园区列为“全省重点”。汾酒园区建设让三方皆大欢喜——投产后，汾阳财政新增税收20亿元;品牌和管理模式均为现成，投资进入后汾酒集团能抢占市场;白酒的资本回报率为30%，煤老板可获利。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煤老板对张中生可谓“言听计从”。对此，吕梁一位官员分析：除却利益关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忌惮张中生手中的权力”。
2009年，按照山西省政府统一部署，吕梁开始煤炭资源整合，全市矿井将由355座整合为112座。知情人说，那时张中生分管工业经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和安全生产，并涉及电力等能源相关产业，对煤老板掌握着“生杀大权”。
“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张中生获取巨额利益。”
知情人称，“煤矿主体、股东都要给他送钱。”曾有媒体报道：煤炭资源整合中，一位煤老板的两个煤矿以评估价的一半被人收购，差价近4亿元。
据媒体报道，张中生与袁玉珠关系密切，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是张中生的“钱袋子”，张中生涉嫌向上级行贿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此。
张中生在吕梁煤焦领域有极高的号召力，“张中生让煤老板投资，即使煤老板心里不愿意也会掏钱，因为必须给张市长面子。”知情人说。
2014年5月29日，张中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9月19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吕梁调研考察座谈会上讲话时证实：邢利斌、袁玉珠等十多名企业主已被调查。
张中生虽已落马，但吕梁政商两界对其过往经历三缄其口。投资汾酒园区的煤老板具体为谁，亦无人愿意说清。
虽然，多名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仍坚称“白酒市场好的话，汾酒园区是个好项目”，但对于汾酒园区的未来他们也有忧虑。
吕梁一位官员说，汾酒园区的净资产率能达到95%以上，一直放着很可惜。但张中生落马对汾酒园区建设产生了影响，“市里领导的意见变了，对汾酒园区的投资人有了看法。”
上述官员还说，“张中生进去后，煤老板也不愿再掏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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