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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12月9日-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增长阶段转换出现的正常现象，符合发展规律，而且增长质量总体稳定且有所改善，不必过分担忧通缩风险。中高速增长的探底过程有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完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刘世锦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少作为甚至不作为，调结构、转方式需要付出更大气力，有更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自然而然从天上掉下来的。适应放缓了的增长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
经济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
《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最近两三年出现了放缓势头。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世锦：这是正常现象。2010年，我们的一个研究团队做过一项研究，注意到二战以后几十个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多数没有成功，落入了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进入了高收入社会行列。
这13个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也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时，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长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有的更大。
于是我们对中国也做了几种不同的测算，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在2013年-2015年将会到来。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期，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在四年前，对这一观点，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速度怎么可能下来呢？
从实际情况看，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转换期。到2014年底，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1000国际元，而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前两年已经达到了，所以会看到东南沿海的经济回落率先发生。这正是现在所讲的“新常态”的一个表现。
《21世纪》：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13个经济体基本是小型经济体，他们的发展规律会适合中国吗？
刘世锦：高速增长后的回落，从长期历史看，主要由人类已经发明和使用的技术及其决定的供给需求等因素决定的。这种规律在大小经济体之间没有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差别。实际上，这13个经济体基本都实行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战略，它们自身虽小，但与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融为一体，也可以分享类似中国内部各地区同样的优势。从国际上看，有些小国比如瑞士、卢森堡、北欧诸国等，收入水平都不低于或高于美国等大国。
《21世纪》：这些经济体增速回落时，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当时多大比重？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多大比重？
刘世锦：这些经济体增速回落时，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不等。
有观点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当时美国的21%，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也与当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这种说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其实混淆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举个例子，一个人跑得最快的年龄是20-40岁，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而美国已经到了100岁，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此后发生了日本高速增长20年的故事。而当下的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也相当于美国的20%左右，但此时美国已经200岁了，中国也40岁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再做个比较，中国目前进入增长阶段转换，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增长放缓相比，按麦迪森方法计算的人均收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水平大体相当，是11000国际元左右。换言之，日本也是在40岁时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的。用后发经济体与美国等先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比重，来估计后者的追赶速度，在逻辑和现实中都是有问题的。中国在40岁以后仍会追赶，但速度和方式将与此前大不相同。
中国经济结构在发生积极变化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您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哪些积极变化？
刘世锦：增速放缓仅仅是一个表象，更有意义的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具有长远意义的结构性变化。
过去常讲的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工业为主、投资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等，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去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的比重前年已经超过投资，去年有所反复，今年又超过了投资。出口在过去经常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最近两年增速已经在下降，我们估计以后会保持5%-10%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出口甚至是负的增长。原因主要不是国际需求的变化，主要是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汇率水平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
另外，在经济转型期，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最近一两年，我们观察到了一些积极变化。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提高。虽然还存在结构性就业问题，但总体上，就业压力和2008年相比小多了，很多地方还有“招工难”的问题。
企业盈利水平趋于稳定。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点，因为中国经济过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经济，当增速下滑时，企业效益一般也下滑。但最近两三年，大家会看到企业效益也有所回落，但近两年已经趋于稳定。今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
财政收入虽然有所波动，有些地方出现了多种困难，但总体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今年1到8月也达到8%的增长幅度。
除此之外，随着增速回落，金融风险有所加大，有的地方和领域问题还比较突出，但并没有突破底线，没有出现全局性、系统性风险，总体还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抵御风险的实力和能力在全球范围看还是相当高的。
最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在稳定增长。
从这几方面看得出，虽然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但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大问题，这对处在转型期的经济来说，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结构转换加快和增长质量改进，对下一步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21世纪》：中国经济既有增速放缓的一面，也有增长质量改善的一面。总体上您如何看呢？
刘世锦：总体上看，第一，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前面已经提到，在国际上，其他成功追赶性经济体在人均收入到11000国际元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还没有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速就掉下去了。中国能够到了11000国际元时增速才回落，表明中国比较充分地发掘了人类社会所提供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潜力，实际上是成功的标志。
第二，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些地方的增速回落了，当地领导就讲是他们主动调控的，言下之意想让它上去还能上去。能上去吗？恐怕不行了，因为潜在增长率下来了。
第三，从国际范围看，如果今后一些年中国能保持6%-7%的增速，还是相当高的，没几个国家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从中国角度讲是中等速度，国际上讲仍然处于高速度，所以称其为中高速增长。
第四，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了，但增长基数是在持续增大的。2000年对应的新增量是1000亿人民币，2013年是5000-6000亿人民币。这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两年就业形势还不错：2005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的就业是80万人，2013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的就业是170万人。所以中国的新增量还是很大的，市场潜力、市场前景是广阔的，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经济不行了。
最后，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降低，仍然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总量，有很大的可能性在2020年或者稍后一两年赶上美国，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比较低，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也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
总之，尽管中国今年的增速有所回落，但结构调整和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有些方面的进展是突破性的。我们对整个形势应该持乐观积极的态度。
经济探底还未完成
《21世纪》：那么， 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还会继续下滑吗？
刘世锦：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中高速增长的“底”或经济学上说的均衡点是多少，现在还没有探明。
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一般到年中会有反弹，这时乐观的判断就多了一些，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又会重回高增长轨道。我们的判断是不会的，只是由于预期改善、存货调整引起的短期反弹，因为探底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是持续的。
什么时候探底才算结束？这里有一个简化的分析逻辑。中国的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高投资主要有三项：基础设施一般占20%-25%，房地产是25%左右，制造业是30%以上，三项合起来占投资的80%-85%。三项中间，制造业投资又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中国经济增速要落下来，主要是投资要落下来，通俗地说，也就是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三只靴子要相继落地，中高速增长的底也就见到了。
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都基本触底了。接下来就是房地产能不能触底。房地产今年已经出现了拐点，有的说是周期性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根据我们的研究测算，构成中国房地产70%的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1300万套，这个数字在今年已经达到了，这个点达到后，房地产增速基本是持平的，持续一段时间后还要回落。所以我们明确提出，这次的拐点不是短期的拐点。房价问题很复杂，区域性差异明显，但总体上看中国房地产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了。我们希望房价能够逐步的下来，不希望下得太快，最好是时间换空间，能够实现软着陆。
总之，当房地产这只靴子落地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就基本探着了。所以十三五期间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争取平稳较快地转入新常态。
《21世纪》：市场上也有观点担心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已经低于潜在增速，有类似1998-2001年通缩的危险。您怎么看？
刘世锦：中国近几年增速放缓，是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引起的，属于正常的增长阶段转换。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实际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这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所要关注和应对的。
至于目前是否已经出现通缩，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近期就业尚好，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还未出大的问题，还不能得出已发生通缩的结论。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属于结构性的中长期问题，不是简单放松宏观政策就能解决的。相反，如果刺激不当，还可能加剧产能过剩。
当然，近一两个月份企业盈利降幅较大，需要引起关注。宏观调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个中性概念，不能将其负面化。当增速出现快速下滑苗头时，适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确，刺激政策只是有助于恢复短期平衡，并不能解决中长期的结构问题。转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严重偏离潜在增长率，损害增长质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长轨道。
《21世纪》：成功跨入高收入的13个经济体在增速回落时，回落幅度是一半左右或者更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中高速会是多少？
刘世锦：中国由高速增长降到中高速增长后的均衡点是多少，还需要观察。从目前看，7%-8%的增长率大概是稳不住的，还会有一个探底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规模持续增大的背景下，增速下降会产生“数字幻觉”。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本世纪初的五六倍，也就是相当于那时的好几个百分点。即使增速降到7%或以下，每年新增量依然十分可观，而且是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依然不容低估。
新常态下要确立发展质量导向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刘世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经讲了多年，之所以落实不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盖增长质量方面的问题。当增长速度放缓后，再不重视增长质量，即便中高速增长也将难以为继。因此，新常态下必须旗帜鲜明地确立增长质量导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新形势下的发展观问题。我们讲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顺应发展规律，在转入中高增长期后，切实以提高增长质量为中心，谋划和带动经济工作全局。
《21世纪》：具体而言，我们应当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刘世锦：以增长质量指标倒推速度指标。新常态下我们仍然需要保持一个适当高的增长速度，但仅就速度论速度是无解的。以往存在着“以速度论英雄”的倾向，先定速度指标，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标，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的新形势下，重视并切实抓好增长质量，才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打不好增长质量的底子，要么速度上不去，要么上去了也难以维持。质量指标优先，以增长质量倒推速度，才能摆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关系，实现充分利用增长潜力且具可持续性的增长。为此，应精心研究和确定反映新常态下增长质量的指标，例如，按照“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于提高增长质量、切实可行的指标。然后，以质量指标倒推或确定速度指标。也就是说，适应提高增长质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个合适的、好的速度。
适应增长质量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增长质量相对应的速度有一个合理区间，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增长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目前情况下，速度过高将会加长杠杆，增大一些领域本已较为严重的金融财政风险或产能过剩；过低则会降低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就业增长。保持与增长质量相适应的速度区间并不容易，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战性的要求。
《21世纪》：以增长质量为导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着力点是什么？
刘世锦：坚持增长质量导向，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重要位置。过去长时间的高增长，一定程度掩盖或推后了金融财政风险。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随着增长环境和机制的改变，房地产、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有可能累积或显露。我们强调增长速度要与提高增长质量相适应，很大程度上是与防控金融财政风险的要求相适应。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老牌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大都曾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有的很多年难以恢复。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比其它时期更重要的位置上。只要我们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的底线，平稳转入中高增长期，即使其他指标短期内差一点，从大局和长远看，也是值得的。从国际上说，我们也将创造出现代经济发展历程中有价值的新鲜经验。
提高增长质量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有种观点认为，我国仍然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只是体制障碍制约了这种潜力的发挥。换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种观点对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的理解并不准确。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有些改革如放宽市场准入，确实能够释放增长潜能；有些改革如反腐败，则可能短期内限制一些浪费性的消费。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利于提高效率。放宽准入“放”进来一些有活力的投资者，固然可以带来投资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浪费性消费后，把资金用于扶贫、改善民生等领域，将会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说来，增长质量状况，应当成为改革开放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进而打牢提高增长质量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在新常态下争取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同时也是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开拓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新局面。
作者：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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