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亮点颇多，首次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九大新常态，深刻揭示了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等多角度分析和认识当前的形势，对新常态提出了全面的认识。
同时，对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也做出了清晰的表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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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对经济全面而清醒的认识，意义重大。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按照会议提出的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信息经济助转型突破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九个新常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从这九大新常态趋势不难看出，我们的消费模式、产业形态、贸易结构、信息经济等新的经济转型正在发生，而人力和技术进步、质量型竞争成为转型的出路，低碳发展、杠杆和泡沫风险、化解过剩产能是转型的障碍。
信息经济连接着上述9大新常态中的消费、投资、出口、产业结构、劳动力等，将是经济转型的突破口之一。
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主战场是德国、和中国。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了工业互联网，中国提出了两化深度融合战略。因而在新一轮的经济博弈下，中国需要抓住新常态下的经济新动力，把握发展的脉搏。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安筱鹏认为，中国关于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转型早在十多年前就进行了战略布局，在经济新常态的当下，应当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坚定不移地实施中国的两化深度融合战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等产业组织新特征，也正在各地涌现。
在资本市场的热捧和各地政府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国内机器人行业不断升温，各地区、企业争相上马机器人项目。分布在国家高新区的机器人产业园区超过30家，有36个城市将机器人产业作为当地重点发展对象。
在互联网区域版图中落后于北京、深圳、杭州的上海，正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发起冲击。据悉，目前在金融咨询、第三方支付、P2P网络信贷为主体的互联网金融，以及网络视听、网络游戏、数字生活咨询等领域，上海已在全国形成领跑优势。
央行发放的两百多张支付牌照，上海占据了1/4的份额。目前，国内第三方支付领域近六成的业务量全部聚集在上海。不仅如此，上海在网络视听产业方面经营收入去年也超过了100亿元，占据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同比增长150%。
今年11月，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管委会发布了《陆家嘴互联网新兴金融产业园暨创新孵化基地配套措施》，力挺互联网新兴金融业，此次明确的配套措施被业界简称为“陆九条”，囊括了几乎所有基于互联网的金融新业态，被认为是截至目前含金量最高的互联网金融扶持办法。
靠市场培育新增长点
按照惯例，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都会为来年经济布置主要任务。今年会议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
一是市场要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二是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三是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
事实上，中国企业整体的信息化与德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要向新业态增长要动力，中国面临更加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面临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挑战，如何适应这一趋势，智能化是主攻方向之一。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曾指出，两化深度融合应当成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制高点，要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这需要把握住“五化”，即产品的智能化、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的智能化、管理的智能化和服务的智能化。
比如，在产品的智能化上，尽管专家们估计到2020年这些物联网的“原住民”和“移民”加起来将超过500亿个，但多年以后，还会有大量的物联网“边民”，难以成为一个网络的终端。
“尽管产品智能化已走过了很长的历史进程，但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潜能来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产品智能化处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尺度内，重大装备和产品的智能有可能走向成熟。”安筱鹏认为，因此需要围绕重大装备和大宗消费品的智能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打造贯穿全产业链的新兴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服务平台，增强重大智能产品的自主发展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的当下，培育新业态、新机制、新模式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任务，互联网企业在产业变革中的引领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能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业的作用对立起来，而是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互联网企业与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融合创新、手牵着手向前走的关系。”安筱鹏认为，“如果把国家间的产业竞争比做两军对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支突击队、先遣队已经占领了前方阵地的制高点，并在引导、指挥、掩护后续大部队（传统制造业）跟上。这支突击队、先遣队就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ICT企业，互联网是中国产业转型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此，安筱鹏建议，中国需要坚持标准先行，把制订智能制造标准化作为智能制造的优先领域。
他认为，一是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路线图，二是尽早启动优先急需领域标准化制订工作，此外需要建设和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另一方面，作为工业生产的驱动力，人力和技术，正如新常态所描述，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对此，安筱鹏认为，在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中，人才、信息安全和创新体系建设将是重大课题。
数据显示，2013年牛津大学调查了702种工作，并分析了未来10到20年被机器取代的可能性，其中47%的员工肯定会被替代、19%的员工有可能被替代。
“这意味着你在职场上的竞争对手将不是你的校友，而是智商快速提升的机器人，智能制造时代让人们都要思考，什么样的工作将会被机器替代？全社会应当如何打造一支适应智能制造体系的新型产业工人大军？”他认为，应当面向智能制造如何建立一套新的教育理念、学科体系和培养模式。
作者：张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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