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三驾马车”各有新任务

　　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详解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透露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新动向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昨日（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哪些部署？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4年经济工作，并提出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会议特别要求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提出了消费模式变化、新型投资机会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等新常态下的9个特征，同时，会议对新常态下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给出了新的任务。

　　在2014大公“超级联系人”财经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表示，新常态的特点是经济进入 “低投入、中速度、高质量、优结构、好效应和新动力”的均衡状态。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经济结构是否能调整、就业能否增加、改革能否深化等都是新旧常态转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明年应要出台一些既利于当前，又利于长远的治理安排改革措施。

　　9大要点详解新常态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公开做了经济进入“新常态”表述后，各界逐渐开始用这一概念分析解读当下的中国经济形态。

　　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详细阐释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目标，共包含9个要点，涉及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的趋势性变化。其中，会议对“三驾马车”的新常态也有细化说法。

　　首当其冲的是消费，会议称，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目前这一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第一大推动力。

　　什么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则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消费没有创新，热点比较集中，一段时间内有一种消费为主导的这种方式就称为模仿性排浪式消费，如之前的汽车爆发式消费和家电下乡等都属于这类消费，未来消费重点将比较分散，更加体现个性化。

　　会议要求，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这与今年的调控思路一脉相承，10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重点推进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体消费和养老健康家政消费六大领域的消费。这大多数属于新兴消费品类。

　　在投资领域，会议称，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会议称，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未来出口和消费都呈基本的常态性增长，不可能出现太大变化，唯一可以调节的变量是投资。”侯云春说。他表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提供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等都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就需要找出花钱和提供钱的地方，找出投融资的新机制，打通通道。

　　外需方面，会议提到，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

　　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一些变化可以鲜明佐证这一点，比如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而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不仅是劳动力，中国经济增量扩能还面临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会议称，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长期原因主要是经济供给结构老化，以及各种各样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由此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经济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结构、解除供给抑制。

　　会议指出，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在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看来，中国面临一系列结构“不平衡”的挑战，因此现在即使经济增长慢一些，也不需要大的刺激。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曾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放松包括高税收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高垄断约束、高管制约束等供给约束。着手点包括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以及继续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等。

　　化解各类风险尚需时日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7.5%左右，四季度以来，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经济新常态下各类风险化解恐怕还尚需时日。

　　会议称，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今年房地产业的风险最为典型。2014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第10个月出现下降，今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7220亿元，12.4%的同比增速降至2009年8月以来新低。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告诉记者，由于房价低迷、实际利率上升、理财产品等境内外其他投资渠道兴起，之前可以吸收过剩供给的投资性需求已开始消退。政府有能力，且有望继续出台宽松政策以应对房地产下行，但政策放松恐怕只能缓和下滑的程度、却无法根本扭转。

　　中国企业杠杆率究竟有多高?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金诺曾指出：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人士表示，偿债成本不断挤占经济再发展资金，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受到压抑，但不能盲目为化解风险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在于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可能引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薄弱环节风险。

　　会议亦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