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2015年，经济增长7%是宏观经济的政策底。这个底是有弹性的，不是硬底。但短期不能破，不能演变为破位下行趋势。
在接受上证报专访时，陈东琪表示，明年政府将积极扩大内需，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有运作空间，明年的改革力度会加大。
火热的资本市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宏观经济数据不好看是不争的事实。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股市走出了与实体经济不相吻合的态势，是市场嗅觉更灵敏，还是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偏差？对此，上证报日前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请其答疑解惑。
信心比黄金还珍贵
上海证券报：明年宏观经济的底在哪里？
陈东琪：2015年，经济增长7%是宏观经济的政策底。这个底是有弹性的，不是硬底。但短期不能破，不能演变为破位下行趋势。
首先，GDP增长政策主要兼顾发展和就业两大目标。从发展来看，未来几年即便每年GDP增速保持在6.5%左右，也足以完成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从就业来看，2014年7.3%左右GDP增速，前三季度的新增就业就达到了1082万人。目前单位GDP增速对应的就业人口接近200万人，意味着5%以上的GDP增速就足以完成每年1000万人的就业目标。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内下行，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很快破位下行，甚至缓慢下行演变为快速滑坡，那么风险就较大，经济可能失控。
其次，政府对经济下行中的系统性风险心中有数，并已经和正在采取措施逐步化解系统性风险。如今年下半年加大了公共工程项目投资力度、11月的非对称性降息等，就是政府主动作为，既着力稳增长，又着力防风险。
当然，现实中通缩的风险压力加大。从11月数据看，经济依然疲弱，PMI从50.3降到50，创9个月新低，这是近年来少有的，说明制造业景气度再次降低。PPI连续30多个月为负，其外部原因是国际能源资源供大于求，价格大幅走低，近期国际油价暴跌，钢铁、铜铝等大宗商品价格跟随大跌，这种传递效应加剧了我国通缩的风险。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投资品需求收缩。
应该看到，从目前的结构性通缩演变为全面通缩，需要一个较长过程。但我们对可能出现的全面通缩要早做防范，防止全面通缩对经济造成持续性影响，形成系统性风险。事实上，今年以来政府在政策操作中已经采取了行动。
第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东西部和城乡间的差距、逐步崛起的大国消费市场以及充裕的劳动力市场等要素，配之于目前的适度调整，加上此前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还是有信心的，预期谨慎乐观。
从市场看，预期是一个很奇特的心理现象，买涨不买跌是普遍现象。如果政府工作心态积极，守住7%的底线，就会守住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相对乐观预期。现在还是要讲一句话：信心比黄金还珍贵！
明年经济维稳的几个有利抓手
上海证券报：明年经济维稳还有哪些看点？
陈东琪：从国内发展空间、增长潜力、回旋余地、新增动力、政策操作等来看，7%要破且形成破位下行趋势也难。当然，从预防方面要有几个抓手。
首先，内需还是重要的抓手。今年经济下滑，投资是主要拖累。前三季度投资增速从去年的20%降至16%，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降至12%，制造业投资增速从20%左右降至14%，仅基建投资增速稳定在21%左右，对稳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年，PPI由负转正较难，制造业投资仍需去产能。因而，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基建投资仍将是稳增长的主要抓手，仍有望保持在20%左右高增速。
相比外需，2014年内需仍属低迷，外需对经济贡献较大。从前三季度来看，出口贡献GDP增速约为0.7%，比2013年的-0.3%增加约1%。世贸组织9月份预测2014年全球贸易增速为3.1%，远高于2013年的2.1%，而2015年有望继续回升至4%。明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较高。
从总量上看，我国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2%，与日本、德国等的历史峰值相当，未来继续扩张面临约束。因而，未来我国出口增速或与全球贸易增速接轨。统计显示，过去10年、20年、30年的全球贸易平均增速均在8%左右，这也意味着未来我国出口增速的稳态值或也在其附近。
其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有运作空间。
货币政策上，央行目标很明确，着力于稳定增长、温和通胀、充分就业和防控金融风险四大目标。目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未解，通缩风险增加，稳就业面临挑战，金融风险上升，四大目标指向均要求央行货币政策稳健偏松，11月降息是一个信号。明年，货币政策操作向上弹性还是有空间的。当然，措施操作上不能只顾总量目标，更要考虑金融制度创新，推进金融改革深化，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
从财政政策看，2015年财政政策应继续“积极”，明年可适当上调赤字率，比今年扩大0.3个百分点左右，离警戒线控制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不会带来财政危机的风险。
今年，可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投产新线里程7000公里的目标任务，其他公共投资规模也有所扩大。明年，除继续推进一批国家干线铁路建设项目外，重大网络工程、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七项重大工程也可进一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投资都需要资金跟上，财政政策不“积极”，不适当宽松，这些工程项目就落实不了。
当然，明年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会全面扩张，只是适当松一点，以满足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需要。这种“微松”，一方面可能促使人民币有一定的贬值，这会改善明年的贸易条件，有利于实现稳出口目标；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短期下降，会增加资本流出压力。对此，我们的货币政策措施操作要掌握好度。
第三，国际环境趋暖。美国9月GDP修正后的增速为3.9%，比预估的3.5%高出了0.4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虽然复苏缓慢，但金融政策进一步放松，欧元贬值会使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亚太地区经济分化明显，新兴经济体经济维持稳定增长。从最近亚太地区公布数据看，日本、韩国经济数据黯淡，而印度、新加坡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这些变化，为明年中国经济营造了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
第四，明年的改革力度会加大。
通过今年的简政放权，盘活了社会资源，释放了政策红利。预期明年类似促进公平类改革政策将加速推出，包括财税政策、国企改革等。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而为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还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这意味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将会有更多的维护公平类政策出台。
这些政策包括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奠定转型根基。行政改革的重点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国企改革则着力于还原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地位，提高两者的经营效率等等。
同时，还要促进要素的公平交易，包括人力和资本，后者可以分为资源、土地和资金等三大类。其中，人力要素的公平交易对应户籍改革、资源要素公平交易对应资源品价格改革、土地公平交易对应土地改革，资金公平交易对应金融改革，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化及资本项目开放。
另外，尤其要关注政府收入分配改革，这涉及面较广，影响力大。其中包括中央部分财权的下放，地方举债权的实施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包括营改增，个人包括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公职人员工资增长机制创新等。
用绿色GDP的眼光看待7%
上海证券报：明年是“十二五”计划最后一年，在经济新常态下，机遇和挑战并存，您如何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
陈东琪：的确，明年是“十二五”最后一年，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我们正处于新常态下的平滑运行过程中。通过我们的努力，会真正开启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首先，中国政府早就从战略上进行了历史性大布局，为后续中国经济以及在全球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国家对外全面开放的重要抓手。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推进一年来，取得了可喜进展。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被誉为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一条和平发展的共赢之路、一项脚踏实地的伟大事业。一旦“一带一路”理念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它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该区域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沿途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多数国家后发优势强劲，发展空间大，处于上升期。我国与该地区经贸合作密切，占我国外贸的1/4强，近10年贸易年均增长达到19%。
一年来，在我国与沿途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正由构想变为现实，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在交通基本建设、贸易与投资、能源与资源、金融安全、双边与区域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其次，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期已近尾声。
经济自身有其中长期的发展规律，经过30多年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必然需要另一个时期来进行调整，以回到常规的增长轨道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常年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然而，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后患，使得高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当前环境压力已经接近临界状况，未来需要在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中获得发展空间，这必然会对发展速度构成束缚。
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的重化工业发展已难以为继，北京的雾霾就是一个案例。有谁还愿意再用生命和子孙为代价，再创数字GDP呢？
“十三五”期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会快速增长，而15～60岁人口的占比将会下降，这意味着我国正由年轻人口时代向中老年人口时代转变。由人口年轻化推动的高速增长，在转向人口老龄化时代后会放慢。
从产业角度看，工业化初期数量型、铺摊子式的工业化模式基本结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转型力度较大，正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工业占比在下降，服务业占比在提升。
同时，城市化速度放慢。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5年这20年，是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当时的城市化率不到30%，而明年至少会到55%。20年增加了25个百分点，每年平均增加1.25个百分点。但超过这个阶段之后，市民占比增加，农民占比下降，农民主体型社会开始向市民主体型社会转变。
第三，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外在的压力正逐步转化为内在动力。转型不是要我做，而是要主动为。种种迹象表明，转型已经上轨。
众所周知，产业发展失衡和部分产能过剩已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产业结构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顺利找到新动力的关键。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的总量和GDP占比均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增加。这表明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态势正在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格局已具雏形。
当然，这种转型也得益于政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产业结构调整始终是政策聚焦的重点。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进改革，激发市场内在动力和活力。要增加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加紧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尽快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首次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做出全面部署，提出了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发展导向，明确了政府创造良好环境的工作重点。
第四，中国未来会将共同富裕作为主要出发点。
最早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时，所提出的2020年发展目标均是国民生产总值，亦即GNP口径。当时提出21世纪第一个10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
到了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所提出的2020年发展目标换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亦即GDP口径。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十八大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未来要促进共同富裕。以此为目标和出发点，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就要更多考虑减少成本和代价，更多考虑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树立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理念，要在理念转变推动下，加快推进现实经济的转型升级，加快从世界角度谋划中国的发展，在有效开放国内市场基础上，丰富“走出去”的内容。
相信未来会有大量中国企业大举投资亚非拉等地的基础设施，支持我国相对先进的过剩产能走出去。实际上，这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佳选择之一，是支持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第五，用绿色GDP的眼光看待7%。
所谓绿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我国前35年经济快速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今后35年不能再走这条“褐色增长”之路，而不得不走“绿色增长”之路。这条路是节约、低碳的，其基础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和知识，是质量和效益！相比而言，“褐色增长”消耗多，代价大，速度快；而“绿色增长”消耗少，代价小，速度慢。经济增长方式从“褐色”转到“绿色”，是从传统大国到现代强国的必由之路，我们选择这条科学发展道路，宁肯速度慢一点，但求质量好一些，留给后代的发展空间就大一些。
用这种绿色眼光来看待GDP增长7%，就不会那么焦虑和恐惧，而会更坦然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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