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中国经济明年同时面临上行和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增长明年将同时面临上行和下行的压力”，2014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对于上行动力，马骏认为主要来自出口，“由于国际经济复苏，我国明年的出口增速可能会比今年高一些”。

　　下行压力则来自房地产，马骏分析认为，未来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房地产销售。今年1-10月份，我国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7.8%，意味着在未来几个季度中房地产开放投资的增速将面临下行压力。

　　对于全球经济，马骏认为，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速预计明年可以恢复到其增长潜力。美国甚至可能超过潜力。欧元区复苏步伐由于乌克兰冲突的影响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迟缓的结构改革继续抑制其经济增长潜力，但欧元汇率贬值将有助于2015年经济增长的缓慢回升。日本推迟第二轮消费税上调和激进的量宽措施有可能使明年经济表现稍稍好于预期。

　　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可能继续分化。俄国和巴西等经济体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而将面临较大困难，但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则会受益于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以下为马骏发言实录：

　　谢谢主持人。会议主办方希望我在“全球经济走势和治理”这一讨论环节发言。我想就全球经济走势、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这三个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关于全球经济走势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速预计明年可以恢复到其增长潜力，美国甚至可能超过潜力。在美国，较为健康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和良好的就业增长势头将提振消费；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和存量资本的老化将推动资本性投资的加速。欧元区的复苏步伐由于乌克兰冲突的影响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迟缓的结构改革继续抑制其经济增长潜力，但欧元汇率贬值将有助于2015年经济增长的缓慢回升。日本推迟第二轮消费税上调和激进的量宽措施有可能使明年经济表现稍稍好于预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可能继续分化，俄国和巴西等经济体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而将面临较大困难，但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则会受益于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从国内情况来看，预计明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同时面临上行和下行的压力。从需求面来分析，一个主要的上行动力来自于出口。由于国际经济复苏，我国明年的出口增速可能会比今年高一些。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估计将继续减速。这是因为，未来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房地产销售。今年1-10月份，我国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7.8%，意味着在未来几个季度中房地产开放投资的增速将面临下行压力。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

　　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果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速度和力度明显超出预期，可能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资本大量流出，汇率和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并导致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速。为了应对此类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正在研究探索一套管理的框架。我认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一个有效管理过度资本流动的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保持本国经济基本面的健康可以降低受到国际游资冲击的概率。从近年的经验来看，在美国退出量宽的过程中，一些宏观经济情况稳定，通胀和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不高，外汇储备比较充裕的新兴经济体面临了较小的资本外逃的压力。

　　·宏观政策的灵活应对。比如，在出现较多短期资本流入的情况下，给予汇率足够的弹性，允许汇率升值，有可能降低未来汇率继续大幅升值的预期，从而降低短期资本继续流入的冲动。

　　·在面对很大的短期资本流入的压力、常规的宏观政策应对也难以奏效之时，可以采用对资本流入的审慎管理措施。国际上一些比较典型的控制过度资本流入的审慎管理手段包括托宾税或托宾费、无息存款准备金、对房地产投资实行较高的首付比例和提高交易税税率、对短期外债实行与资本金挂钩的比例管理等。

　　·加强和完善多边和双边流动性救助机制。历史上，面临资本外逃和汇率危机的国家，向IMF寻求流动性救助是典型做法。欧盟和清迈协议等也提供了区域性的流动性救助机制。但是，这些机制面临着条件较为苛刻、谈判困难和耗时过长的问题，往往难以在最紧急的时间段内及时生效。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发展新的机制，比如金砖国家应急安排机制以及各种双边的外汇互换协议，以增加流动性支持的资源和救助机制的灵活性。

　　·加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无论美国紧缩或放松其货币政策，都会对全球资本流动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很大影响。通过加强沟通，使其他国家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势有较好的预判，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对美国政策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做好预案准备。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

　　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来看，现有的全球金融体系和治理格局面临着几个重要的问题：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远小于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规则制定过程往往忽视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过度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经常对新兴市场造成冲击，导致其汇率与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但其本身所面临的巨大的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有限，较低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制约了这些地区的脱贫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大量资金仍然投向污染性、高能耗的项目，而绿色项目难以得到充分的融资机会，这对可持续增长构成了威胁。针对这些问题，新兴市场国家应该持续推动一系列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其中包括：

　　·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比如，现行的IMF份额分配没有反映过去几十年来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代表权偏少，改革势在必行。遗憾的是，美国国会至今尚未批准2010年IMF提出的份额改革的方案。

　　·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安排机制，强化双边货币互换等流动性救助机制。这些机制可以为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新的资金支持的来源，以帮助其稳定汇率和市场信心，避免全面危机，为经济调整赢得时间。

　　·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新的融资渠道。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由于基础设施缺失而对经济增长构成瓶颈的问题。而基础设施缺乏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在全球资金泛滥的同时，出现许多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表明了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仅仅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几个国际开发性机构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将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也将为提高资金输出国的投资回报率提供机会。

　　·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保证贫困人群和小微企业享受到存款、转账、支付、贷款等基本金融服务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应该从建立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基础设施和激励机制，防止监管套利，加强消费者保护等几个方面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推动建立支持绿色投资的可持续金融体系。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目前的价格信号激励了过多的污染性投资，同时难以激励足够的资金进入环保、节能、新能源、清洁基础设施等绿色行业。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些发展绿色金融的成熟经验，即可以通过建立专业性的金融机构、融资渠道、金融产品和法律框架来激励环境友好型的投资。G20应该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包括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在内的新的多边机构也应该着力推动负责任的对外投资。

　　（嘉宾观点已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