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在2014年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谈到了中国与外国一些国家的城镇化差异，他用数据表达了这种巨大的差异，他说：“澳大利亚的农业人口只有1.5%，我们中国的城镇人口超过45%。所以，在长达九年的中澳自贸的谈判里，澳大利亚最头疼的事是把我们的资本进去，我们最头疼的是一旦农业开放，能不能顶得住澳大利亚那些农产品的冲击，1.5%的劳动生产率多大，而我们45%都是低级的操作方式，所以，成本非常高。”
以下是论坛实录：
马蔚华：我先借着永好说的话题补充几句，上一周我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帮朋友访问澳大利亚，在和澳大利亚总理对话的时候，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是超过72%，这是我们非常羡慕的。我说怎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指标？我们今年上半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投资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只有40%多一点。他说很简单，就是城镇化。澳大利亚的农业人口只有1.5%，我们中国的城镇人口超过45%。所以，在长达九年的中澳自贸的谈判里，澳大利亚最头疼的事是把我们的资本进去，我们最头疼的是一旦农业开放，能不能顶得住澳大利亚那些农产品的冲击，1.5%的劳动生产率多大，而我们45%都是低级的操作方式，所以，成本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价格优势就没有了。美国那些发达国家也是一样，农业人口非常低，但是农产品的成本很低，这是我们参与自贸谈判面临最严重考验的一方面。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城镇化是要必须进行的，如何让中国的农民富起来，讲消费，如果农民不参与消费，消费是不可能成为GDP的主要支撑。我们现在消费之所以能够起一点作用，第一个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超过了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这是过去没有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第一次超过了城市农村收入的增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但是这个能够长久吗，必须要有加快城镇化的推动。小京讲到，我们的城镇化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农民能够有钱。我为什么讲城镇化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呢，农民种地，农产品的价格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没办法，农村土地的转让，城里人卖一块地就发大了，农民完全不一样的，农民要凭什么富起来，生产要素的转移的市场定价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即使变成城里人，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
还有教育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扶贫，在云南的两个县，开始是建希望小学，后来感到建希望小学不行，因为没有老师。习近平有个讲话，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都是城镇化面临的一些挑战。
过去的城镇化，各级政府，包括中央，也不断地矫正方向，过去城镇化的支撑就是地方财政，现在地方财政的来源最主要是土地财政，然后是政府融资平台，我们做银行的最头疼的就是政府融资平台。在过去两年，西方资本市场对我们比较担心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政府融资平台有20万亿。过去传统的融资方式，靠政府土地财政，靠政府的融资平台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得探索一个，如何能够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市场的资源配置就能够把农村所有的资源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而且得按市场的原则，比如我们现在城镇化的融资机制非常单一，你把所有社会的资金力量调动起来，就得有回报，就得拿你的东西结合起来，人家给你投入，你得按照市场的原则做，这样才能有积极性。现在社会上的资金，国内外很多，支持城镇化的资金就看我们怎么去调动。
我今年春天去纽约，基辛格还给我们想办法，说国外是怎么搞的，比如发债。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思路比较宽的，符合市场规律的融资体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当然，现在中国的金融和城镇化是紧密相连的，城镇化离不开金融，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农民城镇化的各种需求，包括他办企业，就业，包括将来社区的金融，很多。一个是金融如何调动起来，金融业不光是传统的银行，我们现在银行融资占社会总量不到一半，多层次的，各种各样的，包括股票债券，各种股权投资基金，各种民间的资本，国外的资本，怎么能够集中起来。同时，城镇化也给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新的机会，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关键是从哪个节点上推动。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经济新常态，从政府到企业，大家应该很好的去思考，切实的推进。虽然有很多困难，但不推进城镇化永远不可能进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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