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军：中国的文化转型应能承担更大风险

　　搜狐财经讯 12月21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十六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大邱德拔体育馆举行，论坛主题为“文化重塑与经济转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赵学军在高峰对话环节做了发言。

　　赵学军：我1997年在光华读博士，每次回光华，都非常激动。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目让我想到，每到新年的时候，但是光华特别会让我们从商业环境，从市场当中退一步去想问题，想一想值得这个年度思考的一些更深度的问题。结合这个题目，谈谈在这个金融领域的一点体会。

　　我们要转型，经济转型就是要转什么呢？要转变一些主要的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那么，我们靠低成本要素的时代过去了，我们依靠低价的土地，以及依附在土地上的资源也过去了？转型我们依靠什么？我想我们依靠一些新的在生产函数当中的技术以及在生产函数当中的更高端的人力资源，企业家精神，以及我们生产函数本身，我们的精神。我想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这样一个转型也是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和金融是怎么样的联系？我想创新型国家，创新的另一面，意味着失败。失败由谁来分担？我想是一个国家能否完成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毫无疑问资本市场是分担创新失败风险的最重要的地方，当然也是分享创业成功最重要的地方。中国经济要转型，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就必须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这样一个金融体系能够支持对风险的分担。

　　以美国为代表的，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它承担风险的能力是强的，在金融危机当中我们看到它对风险的消化很快。而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银行报表当中，能够承担的风险是非常优先的，以这个报表所建立起的文化也是不能够分担的文化。那么，分担不仅仅是机构的风险的管理，金融机构是管理风险的，不仅仅限于此，还要让我们的民众，所有人有一个风险分担的文化。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风险承担的文化，如果民众能够写一封信，给中国的长远利益，以及短时的风险，让大家去承受，能够感谢主管政府，我想我们就会更有希望，更有希望成为一个有创新型的国家。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我们看到在亚洲，如果传统的金融企业不是代表中国这个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未来，新兴的创新性企业能否崛起？我们看到整个的亚洲，没有能够站得出去的世界级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在华尔街的崛起，很多的新兴的金融企业，像高盛等等，我想这也有一个文化的问题，这个文化就是美国的这些大型的、新型的金融企业，以投资银行为主体，它的崛起是伴随着美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社会财富的增长，我们很多亚洲邻国太小了，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对中国我们有几千万的企业有这样的一个机遇，有产生世界级企业的机会，我们有13亿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所以，金融企业是有希望的，但是底层的文化，作为金融企业的文化，我们很多学生，可能想进入品牌好的大公司。美国新型金融的崛起是和修铁路，和电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他们要做最具体的工作。我们的文化之一就是我们要务实，金融企业要和实业高度的结合，和实业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