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震荡和阴霾中，时任Pimco公司CEO埃里安提出了“新常态”（New Normal）这个概念。随后展开的岁月证明，他对于新常态的几乎每一个预言—低增长、高失业、高债务、监管不确定性、政治对经济决策的掣肘—都精准地成为现实。
“长期停滞”和“新平庸”
2014年是危机以来的第6个年头。IMF在回首这6年时总结道：除了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从2010年到2014年，全球增长一路下行，从5.4%阶梯状跌至3.3%。经济学家们继而提出假说，全球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Potential growth rate，或Trend growth）在危机后出现了台阶式的下降，例如IMF的研究显示，危机后全球潜在经济增长降低了1.25个百分点。
那么，是什么导致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呢？答案来自于需求和供给的双重驱动。债台高筑和信心不足导致全球需求和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引致生产效率下降，需求不足同时带来高失业，高失业又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持续找不到工作的人退出劳动大军）—如此循环加总，听起来就像一个噩梦，最后带来的就是资本、劳动和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产出下降。西方经济学家们创造了一个新词：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来警示这个噩梦般的情境，IMF总裁拉加德干脆将其称为“新平庸（New Mediocre）”。
其实，无论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新平庸还是长期停滞，回到埃里安的语境，依旧没有超出“新常态”的逻辑框架。2000年以来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所导致的金融过度自我循环、高杠杆、投资不足、收入分配失衡等结构矛盾，在危机后的这6年并未得到缓解和改善，结构改革一再缺位，依靠中央银行家“非常规货币政策（UMP）”单兵突进，其结果只能是长期经济增长潜能的退化。
中国“新常态”
其实，在埃里安的“2009新常态”框架中，还有硬币的另外一面：经济和权力的天平加快向新兴市场转移。危机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贡献了全球新增GDP的80%。在购买力平价刻度下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无疑是这个“新常态”的核心。
而对于“中国版新常态”，习近平主席已有其权威解读（当然也来自集体智慧），关键词主要包括：中高速增长、更多依赖内需、市场决定、结构优化、创新驱动。
即将到来的2015年，将是中国的“新常态元年”。这个元年，可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挑战最大的一年，也是改革最为密集推出的一年。经济减速到7%，虽然被涂抹了“新常态”的玫瑰色，但却并非看上去那么美：经济减速、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公司杠杆和不透明的影子银行体系相互作用，会放大2015年的金融动荡。
然而，化解风险的唯一工具只能是改革。所幸的是，和2014年相比，一系列改革将得以迅速推进，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兑换的若干细项、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土地改革、财政税收改革等等，多项改革将扬帆并进。
2015年还将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闪耀的一年。若IMF份额改革方案最终通过，中国将成为第三大份额国；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战略措施得当，人民币将成功进入SDR。在贸易投资领域，RCEP谈判可望在中国的主导下加速推进，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将首次超过外国直接投资（FDI）。中国将加速拥抱世界，尽管摩擦不断，世界也将更加习惯和包容一个崛起的中国。
最后，别忘了，中国在2015年还有一件大事：准备2016年成为G20主席国。（作者系《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2014CFV专家顾问委员会联席秘书长；本文有删节）
作者：杨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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