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腐败窝案反思录
酝酿于十八大之前，审判于十八大之后，历时三年有余，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死缓、高铁“一姐”丁书苗(又名丁羽心)被判20年有期徒刑为标志，近日，铁路系统的腐败窝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这起腐败窝案，集中暴露了垄断和政企合一的行业系统的弊端。该系列案，牵扯铁路系统官员近20人，均身处要职；牵扯以行贿为主的大型国有企业几十家；牵扯各路商人十几名；涉及非法资金数十亿元。
丁书苗和刘志军的最后挣扎，主要利用了在会所和其他组织的活动中，变相网络或裹挟人脉资源，又因此牵连出更多贪腐线索和“老虎”。在十八大之后，多名落马的山西籍高级官员中，曾与丁书苗勾连的人不在少数。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企业，在相对封闭的铁路系统内，勾连关系、各有分工、官商共舞，极尽能事垄断资源，自上而下、从内到外腐败横生。在铁路系统之外，他们的又想建立更大维度的同盟，在反腐败成为最强音的当下，一切试图勾连的“裙带”被横扫，一个个“山头”被消灭。
而回顾和反思铁路系统的腐败窝案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剖析体制弊端，在如今中国，更有利于看清腐败与反腐败之间应当如何角力。
腐败的成本
从2003年3月到2011年2月，刘志军担任原铁道部部长的职务，整整8年。
《第一财经报日报》记者梳理刘志军在任期间8年的铁道部统计公报显示：2003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完成533.47亿元；2004年，这一数字为516.32亿元；2005年为889.16亿元；2006年为1552.75亿元；2007年为1772.1亿元；2008年为3375.5亿元；2009年为6005.64亿元；2010年为7074.59亿元。
也就是说，刘志军任期内，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总体接近2.2万亿元。从其任职原铁道部部长至其事发，投资涨幅近1330%。其事发后三年，2011年，投资降低至4610.84亿元；2012年和2013年投资均维持在5000元稍右的规模。
另一组数据显示：丁书苗等人先后帮助23家企业在57个铁路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中标，涉及金额1788亿余元，收取中介费30余亿元，其中，丁书苗违法所得20多亿元。判决后，丁书苗仅罚金被判处25亿元，被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元。
刘志军涉案金额6361万元；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涉案金额为1.3亿元；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涉案金额7000万元；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涉案金额4755万元；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涉案金额2500万元；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罗金宝涉案金额4748万元；原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郭文强涉案金额4500万元；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刘彪涉案金额3300余万元；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因受贿2000余万元；丁书苗女儿侯军霞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没收个人财产8000万元。
即，上述部分铁路系统的腐败窝案的涉案金额就高达31亿元，几乎占到2003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的5.8%；占到2011年的0.44%；占到刘志军任期8年总投资的0.14%。
而实际上腐败成本在整个铁路投资金额中的占比将远远大于上述比例。
丁书苗及其女儿侯军霞等人非法经营的总额1788亿元，按此计算，他们非法经营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到刘志军8年原铁道部总投资的8.13%。
偌大的利益和受限不多的权力，成为丁书苗、刘志军等人贪腐的最大原始冲动。
关系是如何炼成的
面对如此巨大利益盘，官商关系杂糅其间，错综复杂。但每一个人均被两个字——利益——捆绑其中，难以自拔。而所谓“利益”，既包含了官场中一些人的仕途利益，又包含了官商皆图的经济利益。
这一靠十余年打造的官商同盟关系，最早起源于罗金宝和丁书苗的相识。
罗金宝与丁书苗都出生在山西，两人老家相距四五百公里。两人岁数相仿，罗1956年出生，丁1955年出生。
丁书苗早年失意落魄，种过地、卖过鸡蛋、开过饭店，但是她始终相信，自己背后有贵人相助。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山西煤炭业在经过前十几年的高负荷开采后，遭遇了供大于求的瓶颈问题，很多煤矿开采出来的煤炭堆积如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金融危机导致的全国性经济发展减速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铁路运输能力的严重不足。
越是这种状态，“运输计划”即所谓“车皮”问题便显得更加重要。
当时，山西煤炭滞销问题更为集中地表现在产煤重地临汾和晋城一带。丁书苗的老家沁水县位于临汾和晋城的中间部位，典型地遭遇了煤炭滞销困扰。
这种困扰对于丁书苗而言，却是机遇。虽然貌似“傻姐”——这一称呼，直到认识刘志军后仍被刘多次称为“猪脑子”——但实际上，丁书苗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意经。那个年代，她很快打听出，搞车皮比开煤矿还要挣钱。而要在当地搞到车皮，则必须结识当时的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
机缘巧合，丁书苗下血本甚至借钱拿下了罗金宝。据知情人介绍，其间不乏钱色利诱。罗金宝也觉得丁书苗“实在”“可靠”。正在谋求仕途上位的罗金宝，需要一个丁书苗这样的角色来为自己提供经济上的后盾。
至此之后，丁书苗可谓飞黄腾达，而与罗金宝的关系也粘连在一起。
善处关系的罗金宝在40岁之后仕途上顺风顺水起来，先后出任临汾分局副局长和党委书记，不久之后，调任大同铁路分局出任局长。
在这背后，罗金宝最大的支持来自于长其3岁的刘志军。罗与刘的相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同在铁路系统，另一方面是罗“看好”刘的仕途前景，故在各种业务交流和会上刻意“贴近”刘志军。而刘志军也明白，要想在铁道部站稳脚跟，必须培养自己的嫡系。
此时的丁书苗在山西“车皮业界”已经名声大噪。2001年，罗金宝调任大同分局局长前后，通过丁书苗安排的罗与刘见面的诸多场合，丁书苗开始接触刘志军。而刘志军对丁书苗的印象，也与罗金宝相似，“老实、可靠”。
刘志军官至原铁道部部长的第二年，即2004年，罗金宝职务上调至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兼任任石太铁路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组长。这一期间，刘志军逐渐培养起了自己的嫡系部队，林奋强、闻清良、邵力平、张曙光、郭文强、苏顺虎等人。2003年4月，早于罗金宝，刘志军将自己曾经任职局长的沈阳铁路局的同事张曙光调任北京，与罗一样同为北京铁路局副局长。
丁书苗的生意的主战场也从山西搬至北京。
2006年，罗金宝被调任呼和浩特铁路局担任局长。此时，该局在煤炭运输中的作用，堪与山西比肩。也从此之后，丁书苗的车皮生意便集中到了内蒙古。资料显示，这一期间，在刘志军的授意下，在张曙光、苏顺虎等人的协调下，只车皮生意，丁书苗等人便获利数亿元之巨。
罗金宝调离呼和浩特铁路局之后，丁书苗继续利用刘志军的关系，通过接任的局长林奋强等人继续在内蒙古的铁路运输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在中国布局高铁发展不久，丁书苗完全借势刘志军，进驻这一行业。以中间人身份干预高铁项目的招投标、垄断高铁广告业务、控股高铁列车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企业，在2006年之后，丁书苗“高铁一姐”的称谓不胫而走。
可以说，这一阶段，丁书苗借用罗金宝和刘志军的关系，让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聚敛的财富甚至超乎了她自己的想象；而刘志军和罗金宝等人，则利用丁书苗，或在仕途上不断爬升，或在关系网布局上视其为风险系数较小的经济后盾。
窝案崩盘
刘志军一手打造的铁路“刘家军”，在各种矛盾集聚之后，走向崩盘。中纪委等部门布局的一张大网业已打开。
首先是原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何洪达案发。何洪达亦为刘志军嫡系，在刘出任原铁道部部长数月后的2003年7月，何即被从哈尔滨铁路局局长的位置上调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2008年下半年，何洪达即被中纪委调查。刘志军为此曾夜不能寐。不好自己出头的刘志军，找来丁书苗，委托她找关系搭救何洪达。刘志军此举的目的，意在安慰何洪达，防止其对自己攀咬。
没想到，丁书苗及其女儿侯军霞误入圈套，被人先后骗走4000余万元。搭救何洪达的图谋落空。2009年11月，何洪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随后罗金宝事发。其被举报在大同任职期间，与该地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存在利益输送，被爆收受申公元贿赂600万元。在一起煤炭事故发生后，申公元案发，牵连罗金宝。刘志军为防止罗金宝攀咬，紧急将其调任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但2010年10月，罗金宝依然被免职和接受调查。
两件事，让刘志军如坐针毡，丁书苗也备感不妙。
然而，另外一个刘志军并不完全知情的行动在2008年和2009年渐次展开，这就是审计署对高铁建设资金的“跟踪审计”。通过调查，审计署的审计人员发现，某国有铁路建设企业在承揽业务中将一笔款项汇给了一家民营的第三方公司。再调查发现，该民营企业老板收的是项目介绍费，也就是中介费。国有企业从铁道部拿项目，为什么还要交中介费？
随后，审计署将上述线索移交中纪委。
2011年2月，刘志军和张曙光先后被调查。当年7月，苏顺虎被调查。
就在这一年7月23日20点30分左右，甬温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发生，40余人遇难，200余人受伤。
对于这起事故，安监总局的调查报告分析了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关键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致使其在温州南站上道使用。
从丁书苗干预高铁项目招投标的行为上分析，刘志军期间的腐败行为与上述事故不无关联。而人们宁愿没有这样的背书。
2013年6月，刘志军因受贿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缓。在其之后，邵力平、闻清良以及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和三位原副局长均被判处死缓或有期、无期徒刑。2014年12月16日，丁书苗因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丁书苗被宣判的第二天，其女侯军霞亦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性7年。
曾经的挣扎
对于丁书苗而言，也许并不是在法庭上她才后悔，当与刘志军等人的利益同盟关系出现危机苗头的时候，甚至看到数不清的金钱被汇到自己公司账户上的时候，她就后悔过。
但是，直到她2011年初被采取措施调查后，她才真正放弃了侥幸的心态。而在此之前，刘志军和丁书苗一直采用各种方式做最后的挣扎。
2008年，丁书苗认识了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的范增玉。之后在2008年至2010年间，丁与范商议，由丁向该中心进行捐款，再由范为其安排在有关表彰会上发言、在有关刊物上刊登慈善事迹等。为此，丁羽心先后38次给予范增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2217, 0.0069, 0.11%)4000余万元。
2010年3月，丁书苗在去瑞士时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她觉得要加大做慈善的力度了，于是就跟范增玉商量，让她在更多的活动中曝光，获得领导肯定后，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范增玉的证言表示，丁羽心就是想通过他进行捐款，提高知名度，认识更高的领导人，以逃避司法制裁。
上述行为皆是丁书苗多年养成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心态的惯性使然。但最终，范增玉不仅没有能够拯救丁书苗，相反，其也因为贪污、受贿和诈骗犯罪而接受了司法机关的审判。
除了范增玉，丁书苗还在更大维度上进行了挣扎，这一维度内的挣扎，实际上也是刘志军的挣扎。
据知情人介绍，山西人丁书苗曾经为山西籍的很多官商组织的活动埋单。尤其在行将末路的2008年之后，丁书苗对类似活动的痴迷程度非同寻常。
她在一个不公开的组织上担任重要的中间人角色，网络了大批官商。据知情人介绍，很多参与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组织后来竟成为有关部门侦破几大要案的重要线索。曾参与这一组织的多名副部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山西籍或与山西有密切关联的官员，成为十八大后反腐的主要对象。
丁书苗的挣扎几乎到了极限。她发起成立的英才会所，邀请了多国政要和前政要担任会所高级咨询理事。
2009年7月，位于北京CBD区域核心位置的北京伯豪瑞廷酒店正式挂牌成为五星级酒店。这家酒店的投资人之一正是丁书苗。在此，丁书苗出资协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几百位官商出席。
然而，无论如何，丁书苗及其背后刘志军最后的挣扎，试图裹挟更多利益群体进入同盟，但都未能阻止他们政商关系的最终崩塌。而其身后事，则成为反腐败进一步破除山头、圈子的最好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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