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部门、国内外学术界对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关注讨论很多，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则是中国4万亿美元对外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国内、国际机构对这个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得出的数字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结论：我们的对外投资回报率低。
国际清算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对外净资产投资回报率平均每年是-3%，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样对外净资产比较多的德国，平均收益率是6%~7%之间，一正一负这两个数据对比不能说不强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对外净资产投资主体过于集中在政府手里。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在对外投资的资产配置方面多元化不足，产品、地域的集中度较高，到目前基本上以买收益率低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债为多。
要改变这个状况，我们首先就要从投资主体出发，加快从政府为主体逐步过渡到以企业、个人为投资主体。当然，我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人均对外资产只有三万美元左右，低于目前外管规定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可以换汇的五万美元额度，所以政府在这方面的推进速度确实有个需要全面考虑、综合平衡的问题。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是我们资产配置多元化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买美国国债，所承担的风险和所需技术含量都较低，解决不了我们收益率低的问题。美国国债被认为最无风险，投资外国公司债则需要考虑信用风险，投资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股票则相对风险更高，但收益也可能更高；对外直接投资则由于经营及流动性风险对投资者的管理能力要求更高。如果把上述金融投资活动建成一个所谓的“投资价值链”，应该说我们目前处于投资价值链的低端。虽然对外有净资产，但投资收益不尽如人意。要占据金融价值链的高端则需要专业能力，而这些能力恰恰是我们目前最缺乏的：比如投资国外公司债券需要信用风险分析和定价能力，投资股票则需要分析公司及所在行业和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需要拥有核心技术、市场整合能力、产品营销能力、品牌综合实力等，也就是在全球范围配置、管理资源的能力，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最缺乏的，也就是说，中国在跨国投资和管理方面目前存在巨大的“能力赤字”、“人才赤字”。
如果买美国国债几乎是零收益的话，做股权投资一般要求15%到20%年收益率，收益的落差其实是能力差异的结果。借用金融市场上大家熟悉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概念，如果把全球金融投资价值链也从套利交易的角度看，实际上美国人做了比较好的基于其较强能力的“套利交易”：借进很低成本的美元资金，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做高收益的证券和直接投资。
金融市场的开放目前应当以中国资金走出去为主与境外资金走进来为辅相结合。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培植离岸市场，境外资金也必须要适当有出有入，但是对中国目前来讲走出去的必要性大于走进来：全世界光是基金行业就有87万亿美元的总资产规模，这些都是逐利性和流动性很强的“热钱”。
国内目前的金融风险也是我们金融开放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上市银行目前市净率（PE）平均值是5以下，市净率在1或者以下，这是十多年以前我国整个银行业被认为是技术性破产的时候才有的估值，所以在我们目前国内金融潜在风险较大的情况下，过度、过早开放可能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金融开放一定注意节奏。
（作者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根据他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的《闭幕对话一：沪港通开启—迈向国际化的中国资本市场创新与展望》发言整理而成。）
作者：贲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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