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受益于投资全球化，还要取决于中国资本的投资收益与风险 ]
[ 1000 亿美元 1400 亿美元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FDI流出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5%；2014年有望达到1400亿美元 ]
两千年前，西汉的骆驼商队穿越丝绸之路将大批优质丝绸、香料和香水运往古罗马帝国；两千年后，中国的企业家再次穿越丝绸之路斥巨资收购欧洲房地产、机场、铁路、金融机构和能源企业。
这条7000余公里的长路正在见证中国从“制造商”到“投资家”的转变。如今，中国资本已经拥有了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的股权、英国泰晤士水务10%的股权、法国蓝鹰航空48%的股权、德国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公司100%的股权……
中国资本在欧洲的快速蔓延仅仅是中国资本进军全球的冰山一角。金融危机后的五年中，中国资本已经遍及包括曼哈顿地产、缅甸服装厂、非洲煤矿在内的全球各个角落。纵观中国海外投资全景图：在欧美日等发达市场，中国资本主要布局品牌与技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非洲、拉美市场，重点布局资源类企业；在越南、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主要投资中低端制造业。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FDI流出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5%；2014年有望达到1400亿美元。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达6136亿美元，全球排名从2011年的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目前依然是FDI净流入国，但FDI流入的速度正在放缓，2013年FDI流入为1240亿美元，仅比上一年增加30亿美元。从目前趋势看，2015年中国很可能成为FDI净流出国。未来三年，中国有望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海外投资国。这表明中国对海外投资的动力和能力有了巨大提升。
中国资本进军全球动因
从内部因素看，中国资本进军全球首先来自于国内投资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
第一，身处结构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增长时代，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高杠杆水平、实体经济的高融资成本、房地产向上周期的结束，以及政策层面不断推进的去产能化，都表明国内市场整体投资率已经触及天花板。
第二，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两位数的涨幅和土地成本的上涨，中国传统中低端制造业相对东南亚国家已经不具备优势，而将这些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正是我国制造业向上游升级的第一步。
第三，中国制造业人均生产率已经达到5.7万美元，远远高于东南亚制造大国，但依然只有美、德等制造强国的三分之一，这部分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品牌价格，中国想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有更多成功的品牌，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海外收购。
第四，政策层面正在逐渐从吸引外资向引导海外投资悄然转舵。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流程不断简化、门槛不断降低，外汇管理控制放宽，政府积极设立海外投资专项基金；另一方面，政府对于FDI流入的限制条件逐渐增多，对于已经进入的跨国公司监管调查更加严格。
第五，截至2013年底，中国海外资产总额为5.94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占比约为67%，而外汇储备中约40%为美国国债，金融危机后的五年里，美国10年期国债的平均名义收益率约为2.2%，而同期外商企业在华投资回报率约为20%。这一巨大收益率差将刺激巨额的外汇储备在海外探寻更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金融危机后全球宏观经济新格局也为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利润提供了机会：
以美国市场而言：在经历危机后美国经济释放出全球最强劲的复苏动力。QE时代美联储提供的宽松流动性支持美国实体经济活动回暖和金融资产价格创新高，后QE时代金融市场的财富效应和人工智能、能源革命、物联网技术主导的新科技革命接棒成为美国经济前进的引擎。在全球低增长低通胀、美元开启升值周期的环境中，美国市场的相对投资价值愈加突出。与此同时，危机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战略上开始全面收缩，“制造业复兴”战略和危机后日益严格的金融监管，预示着美国正在试图从“银行家”转变为“实业家”，这为中国角色的逆向转变提供了契机。
以欧洲市场而言：受欧债危机影响，整个欧洲依然处于政府部门去杠杆、私人部门不愿加杠杆的尴尬境地。这为中国在欧洲提供了两大投资机会：一是政府财政力量不足空出的基建缺口；二是跌出估值优势的蓝筹企业，尤其在能源、金融、高科技行业。中国资本近三年来在欧洲的大规模扩张也正反映了这一趋势，即便如此整个欧洲市场在我国海外投资中占比依然不足10%，中国资本在欧洲全部FDI流入中占比不足0.5%，欧洲市场未来开拓空间依然巨大。
以新兴市场而言：2010年，新兴市场GDP占世界GDP比重为38%，到2014年其份额已经接近50%，渣打银行预计，到2030年新兴市场GDP占比将达到63%。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奇迹式高速增长遮住了新兴市场整体增长的光芒；现在，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再次盖过了新兴市场整体经济份额不断扩大的事实。实际上，区域经济的崛起和大类资产的上涨一样有着轮动规律。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抵御的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内生需求下降导致的投资下滑与经济衰退，这也将是发达市场长期内挥之不去的梦魇。相比之下，生产力的巨大提升空间、城市化空间和人口结构与数量优势，将成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崛起的最大竞争优势。未来，新兴市场中很多国家都有潜力复制中国式增长奇迹，而中国目前的海外投资有50%以上份额正押注于此。
高度警惕海外投资风险
从历史上看，在海外市场投资的异军突起并不少见，有美国这样利用国内廉价资本在海外赚取高额利润的成功案例，也有日本这样过度挥霍、最终泡沫破裂一蹶不振的失败经历。人们已经熟知日本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后“失去的十年”，却可能不太记得80年代日本在海外投资市场的叱咤风云。从1980年开始，日本人在全世界进行大采购：三菱公司收购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买下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星电影公司和四季酒店；松下公司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美国广播公司、花旗银行总部大厦、莫比尔石油公司总部大厦也都被日本财团“攻陷”。整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如今看来，日本用上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换取了这80年代“风光的十年”，代价实在太高。
尽管中国当前的海外投资现状和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和彼时的日本不尽相同，但中国必须高度警惕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海外资产安全性的威胁。加入WTO以来，中国充分分享了贸易全球化的红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受益于投资全球化，还要取决于中国资本的投资收益与风险。
中国海外投资的一大风险来自于对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集中投资，尤其是在复苏进程领先全球的美、英市场。美、英两国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开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模式，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对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唤醒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活力。然而，宽松的流动性对于两国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恐怕远小于对金融资产和房价的推动作用。尤其在英国，房产泡沫隐患已经浮现，目前英国住房均价已逼近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高点。英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海外投资市场，而其中对房地产的投资规模又是各类资产之首，占在英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已走在了全球货币政策周期最前端，两国于2015年加息是大概率事件，届时房地产市场必然会出现大幅波动，中国的海外房地产投资者需要提前对冲这一重大风险。
中国资本海外投资的另一特点是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与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活动不同，中国海外投资大部分来自于政府部门，这部分资金除了考虑市场收益率外，还要兼顾政治利益。例如，中国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的投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而这些正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开发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都谨慎对待的国家。截至2014年10月，由于国际油价暴跌，委内瑞拉已对多个债权国家宣布违约，而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因此，中国的海外投资需要设置“止损位”来确保资产安全。
20世纪初，美国实现赶超英国时，罗斯福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会在英格索尔闹钟的闹铃中醒来，用吉利的刀片刮胡子，用凡士林发型水打理头发，穿上箭牌的衬衫，跑到楼下吃桂格燕麦片，搭配加州无花果，再来上一杯麦斯威尔咖啡，然后搭乘西屋有轨电车到办公室，坐奥的斯电梯进到办公室，陪伴他一整天工作的是Walden牌钢笔和爱迪生电灯泡的灯光。”
这并非是在描述英国人对于品牌偏好的变化，而是在描述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变化。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中国制造，但这还远远称不上新秩序。让我们等到中国本土的品牌和中国收购的品牌遍及全球，再去想象那是怎样一番动人景象。
（作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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