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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媒体和业内人士认为，“保增长”和培育新增长点需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货币政策新一轮全面宽松已到来，各地或又将迎来新一轮上项目的热潮。但这事实上还是旧常态下的思维模式。新增长点只能靠市场去发现和形成，政府所要做的，是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的宽松政策环境。在新常态还未定型，经济下滑压力较大而需要稳增长的大环境下，旧式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阻力不容小觑。要慎防新旧常态共存过程中的浑水摸鱼现象。
李宇嘉
关于新常态（New Normal），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三句话：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可见，摆正认识是我国经济迈向新常态的第一步。迄今，各界对于新常态的热议颇多，但多集中在新常态的特征或内容上，例如经济增速新常态、经济驱动力新常态、经济结构新常态、经济环境新常态等等，但新常态却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概念，这对于摆正对新常态的认识是非常不利的。
笔者认为，新常态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后的稳态，即真正实现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的转变。由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获得，若迅速清退旧常态，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大规模失业的出现，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以“去产能”为例，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言，“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后政策要对症下药，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因此，向新常态迈进，首先要做好“辞旧迎新”的平衡。也就是说，旧产能退去须以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大面积失业为前提。在此框架下，通过旧常态退出的倒逼效应，叠加“五位一体”改革的正面推动效应，突破生产关系束缚，实现向新常态的渐进过渡。
接着，在向新常态过渡过程中，还需厘清GDP“底线思维”和新常态的关系。为确保旧式产能的有序退出，当经济增速滑出底线时，需要一定的“稳增长”政策来托底。但“稳增长”政策是短期反危机政策，原则是“托而不举”、见效就收。目前，各地普遍有一种试图将2008年以来反危机政策的常态化的心理，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很多人将“稳增长”政策与新常态挂钩，夸大了从7.0%到6.5%的下滑的恶性影响，把新常态当作危机形势来看待。
因此，现在迫切需要走出认识误区，深刻认识向新常态过渡的必然性、规律性。在很多人看来，中央政府不再放水、不再大搞项目工程、控制地方举债投资，从而实现经济增速换挡，这就是新常态，这事实上还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思维在作祟。事实上，纵观各国发展历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人口、资源和产业的积聚效应，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而占主导，分工越来越细化，附加值越来越高，单位生产的就业和福利效率越来越高，经济增速自然而然会降下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我国来说，过去35年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是一种“旧常态”，后发优势、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参与国家分工和合作，特别是人口、资金、环境、资源红利等，集中浓缩在过去35年，促成了我国的高速增长，这一“旧常态”具有必然性、规律性。但到了现在，由于总量基数太大、人口资源环境倒逼、刺激政策弹性下降、国际环境日益严峻，后工业化叠加低速城市化，高速增长下一个台阶也是必然的。
所以，无论是经济增速下滑，还是旧式产能退出、旧式生产关系破除，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率反弹、不良贷款攀升，既不能被扣上“不好”的价值判断，也不能被加上“不愿意”的主观臆断，而要认为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果断开启以居民和企业“去杠杆”为主的旧式产能清退进程，尽管这期间经历了失业率10%的阵痛、160多家银行破产，以及占领华尔街等社会问题，但这一“破旧立新”的过程，为新一轮技术研发（页岩、3D打印、互联网智能等）和新式产能周期的到来“腾出了笼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位列2015年经济工作的前两项，还提出“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很多媒体和业内人士据此认为，“保增长”和培育新增长点需要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货币政策新一轮全面宽松已到来，各地或又将迎来新一轮上项目的热潮。各地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诸如云计算和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等等，成为各地方相继追逐的发展对象，马云成了地方政府座上宾。
这事实上又是旧常态下的思维模式，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危机救助模式、政府作用能力模式。目前，银行进入新一轮不良贷款爆发期的观点已经得到确认，尽管失业率在2014年并没有反弹，但随着经济持续放缓，失业率上升将是大趋势。2015年，随着各项改革逐步深入，无论是金融风险，还是失业率，都有可能快速爆发或上升。因此，托底经济非常重要。同时，发现新增长点、向新常态迈进更重要。新增长点的发现，并非像过去那样，由政府主导去发现和培育、制定规划、建设产业园区等，而是放权给市场，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让市场去发现和形成新的增长点。政府所要做的，是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的宽松政策环境。
此外，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宗商品和国际原油价格大跌，这又充分告诉我们，躺在资源红利上易于滋生“不思进取”的惰性。这样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会扼杀创新激情，市场活力越来越弱，而且其资源优势迟早会被他国技术创新所取代，页岩气将在未来取代原油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必须抓住大宗商品、能源价格下跌的宝贵改革窗口，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倒逼旧产能退出，这不仅能为新经济腾出空间，更能去除对低成本资源的依赖性，真正激活市场活力，最终走上技术原创立国的发展战略。
未来，向新常态的“稳态”过渡将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同时，新常态更多是一种趋势，最终效果取决于改革的决心和推进的力度。如果说2014年是新常态元年，那么2015年将是改革承前启后之年，也是向新常态迈进的“攻坚之年”。在新常态还未定型，而经济下滑压力较大需要稳增长的大环境下，旧式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阻力也不容小觑。因此，要慎防新旧常态共存过程中的浑水摸鱼现象，以至旧模式复归、新常态打折扣。因此，现在尤须彻底摆正对新常态的认识，以“三个敢于”（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魄力向“新常态”过渡。
（作者系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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