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会议并未给出2015年具体的增长目标，但2015年“两会”上政府会将增长目标下调到什么水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这种对经济增速的过度重视，反映了市场仍以经济增速为中心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思维惯性。
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指标考核在我国经济迅猛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GDP为导向也带来了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结构、环境资源等多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应淡化GDP目标值，并由此改变以往盯住增长率目标的旧思维，重塑经济发展新思维，才能真正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具体理由如下：
很难准确预测合理增速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尚处于探底过程中，很难准确预测合理的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项驱动，而当前中国这三项对经济的驱动力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以增量资产产出率（ICOR）指标衡量中国投资回报率，该指标值越高则表示投资效率越低。1978~1987年中国的ICOR均值为4.2，1988~1997年ICOR均值上升为4.6，到了1998~2007年ICOR均值降为4.5，而次贷危机后，中国投资效率明显下降，ICOR均值上升为5.8；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2012年为9.37亿人，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9.2亿人，较上年下降240万人，2030年前劳动人口将继续稳步减少；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估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速的贡献已从危机前3%~5%的水平降低到2012年1%以内。
经济下行压力虽有加大趋势，而各项经济改革措施也在有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取得了很大进步。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消费比重也超过了投资，此外，也出现了就业压力减小、企业盈利水平趋于稳定、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等良好态势。因此，在经济转型期间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速本身就具有很大难度。
化解经济风险必须淡化GDP目标值
经济运行机制不畅，经济存在突出风险，化解经济风险需要更大政策腾挪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等主要问题，这些风险因素相互交织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流动性风险方面，目前我国M2与GDP比例接近200%，流动性总量充足，但依旧存在着实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金融系统则存在严重期限结构错配和高杠杆部门资金链紧张的问题；
房地产风险方面，有研究表明从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租金收益率等指标看，2013年可能是房价的顶部，2014年前10个月住宅市场开始降温，从综合供求关系、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来看，此次变化恐怕是一轮长周期调整的开始，未来房地产将继续面临下行压力；
地方债务风险方面，根据审计署报告，截至2013年6月，我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达到了20.7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债务2.9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债务6.7万亿元，与2010年审计结果对比表明地方债务风险在继续累积；
产能过剩方面，自2012年3月到2014年11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
化解经济风险、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要淡化GDP目标值，使得各项调整措施更具灵活性和施展空间，否则很可能继续走上投资刺激经济的老路，进一步推高中国整体经济风险水平。
当下GDP目标值要找到着力点更显困难
经济刺激作用逐渐削弱，新增长点对经济带动作用更具非线性特征，经济增长自下而上特征将逐渐增强。
当前通过提高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已经明显减小，2009年4万亿元投资及10万亿元配套贷款使得经济增速拉高到10%以上，效果维持了三个季度，而2014年二季度的投资仅使增长率提高了0.1%，且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就下降了，2014年10月份又有大量新项目开工，但目前尚未看到效果。由此可见，以往通过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式的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方式难以继续，未来经济增长将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笔者认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掘方面较有前途的有以下三个领域：
一是行业层面的资本并购重组，更广义上讲是经济社会要素资源的新一轮优化配置，由此形成各行业结构优化以及各行业间比重的重新调整，从而形成更强的增长动力。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1~11月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案例6001起，披露拟交易规模3557.9亿美元，宣布案例数量和拟交易规模较2013年分别增长33.15%和18.8%。广泛的行业内整合、跨界并购以及跨境并购，将会进一步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解放要素生产力，进而优化中国经济整体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产生重塑作用。
二是“新一体两翼”不同层级市场之间的联动，由此而形成全新的整体市场需求规模和结构。目前中国高端产品进口替代市场空间巨大，尤其是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机械、化工等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进口替代将会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国内市场需求将在城镇化推进以及财政金融等一系列改革的促进下显著提升，目前消费在经济中占比已超过投资，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种变化趋势。
此外，中国正在以众多自贸区为起点，通过“一带一路”，西向中亚、中东、东非，南向印度、巴基斯坦，东南向整个东南亚、澳大利亚，网状辐射，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区，建立立体自贸区网络。
由此可见，在出口增长动力衰弱背景下，中国将重新构建以国内市场为主体，进口替代基础上的高端产品市场和“一带一路”为中心的立体自贸区网络市场为两翼的“新一体两翼”市场发展格局，“一体”与“两翼”市场之间的协同将会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支持。
三是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现有经济形态的改造，一方面将显著降低经济中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将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由此对经济产生强劲的增长驱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让人们初步感受到了物联网技术的强大，2014年“双11”24小时内销售额就达571亿元，实际上这还只是物联网技术在消费服务领域产生影响的冰山一角。目前德国已经开始推进工业4.0计划，这即是物联网技术向工业生产领域的扩展。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时签订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可以预见在新技术改造下，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深刻变革，例如在金融领域的广泛的去中介化和实体经济领域对等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些变化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但是，无论是要素资源资本在行业间的重新整合、“新一体两翼”市场联动还是物联网技术对经济形态改造，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投资而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更加具有非线性和自下而上的特征，GDP目标值要寻找到着力点而发挥作用将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可能会对以市场为基础的运行机制产生破坏作用而适得其反。
此外，以往设定GDP目标值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保就业，但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已使得这一理由不再如以往一般“理直气壮”了。一方面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社会劳动力供给将总体趋少，就业压力也将随之而降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经济整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对就业拉动能力最强，相关数据也表明近年来中国GDP增长一个点所能带动的就业人数已由前些年的100万左右增加到了150万人左右。综合人口经济两方面的变化趋势来看，设定GDP增速目标值以保证就业的逻辑刚性已大幅减弱，未来将会进一步减弱。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应淡化GDP目标值，一方面可将GDP目标值改为更具灵活性的预测值，继续发挥预期管理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的指标体系，并将之作为新的目标值体系，由此实现由过去的盯住经济增长目标值的经济增长旧思维，转变为由质量反推经济增速的经济发展新思维，“保底思维”也应由“保速度底”转变为“保质量底”，最终在“新常态”下顺利打破对旧有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足后劲增长和强国际竞争力增长。
（作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周隆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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