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平安资管股票投资部副总经理张治民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一案，于3月12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再审开庭。在持续近两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检方与被告人辩护律师就被告非法获利的最终金额、趋同交易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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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交易及获利金额仍未定论
自证监会正式通报张治民因内幕交易而被查处，已过去10个月。2014年5月9日，证监会在例行发布会上宣布张治民、光大保德信原基金经理钱钧、嘉实及上投摩根原基金经理欧宝林，因内幕交易被查处。今年2月6日，该案正式开庭审理，张治民与其妻尹琼作为被告同审。
据首次开庭后被媒体曝光的庭审信息来看，张治民曾为平安资管股票投资部副总经理，任期为2008年7月至2013年1月，并先后负责管理“平安人寿-寿险传统”及“平安产险”的账户股票投资组合。起诉书称，在2009年2月28日至2012年12月31日间，张治民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并告知其妻子尹琼股票交易相关具体信息，让后者通过控制三个亲友证券账户参与股票交易。
检方还举证称，张治民与尹琼在起诉时间内参与的深天马A等在内的140只股票，与张治民任职时负责的股票账户累计趋同成交金额达13.42亿余元，获利2861万余元。12日庭审现场，公诉人强调被告人张治民在原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股票都由其个人进行交易，结合涉案股票账户的交易和资金流水情况，以单项趋同买入和卖出统计出上述成交金额。
然而在庭审中，被告辩护律师向公诉人对趋同交易的判断提出多项异议。被告辩护律师指出，公诉举证审计时间范围超出上述2009年至2012年的起诉期，“比如2005年和2008年就买入的股票，能被算进趋同交易吗?”
被告律师还强调，如果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而定罪，应进一步明确依靠了什么信息、信息在什么时间形成、张治民所任职位是否有机会接触到此类信息等。“从被告所述中可知，其在任职期间的股票交易决策应视为个人智慧，由此形成的信息更像是商业信息，而非未公开信息”。
针对趋同交易的判定，被告律师还提出，审计中以“前五后二”的证券行业惯例和实践统计趋同交易略显不妥，“我们认为这些可作为法庭审判的参考依据，不能成为定罪证据。”
庭审现场，张治民并未过多发言，并放弃了最后的自我辩护。其仍对罪名表示并无异议，但对被指控获利2861万元这一金额表示称“没这么多”。获利金额也是2月初首次开庭时，双方存在争议的主要问题之一。12日庭上的辩论，则更集中于获利金额的统计方法上。
被告辩护律师就指出，以国电南瑞为例，张治民在2009年2月统计期初时账户里仍余3万股，此部分不应该算作最终获利金额中，对最终金额影响则达到1000万元，“涉案的140只股中有20多只在统计期前就有买卖行为……审计中应重视此类成本的剔除”。对于前述辩词，公诉人回应称，针对张治民在国电南瑞一股上的非法获利统计时，已经剔除了统计期外的所持股票获利、统计期间配股所获利等部分。
尹琼欲完全脱罪
在这次庭审中，尹琼辩护律师为其做了无罪辩护。
辩护该律师先从罪名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为其辩护称，与内幕交易罪不同，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目前还没有司法解释;对于尹琼是否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审判，也不能按照内幕交易罪的推定方式来类推证明。该律师，指出内幕交易罪的危害远远大于利用非公开信息罪，量刑更重。律师还强调认为作为本案尹琼的犯罪构成之一，不能简单用买入价格和卖出价格之差来计算违法所得，还应考虑这之中的市场大势变化。
在公诉人复述尹琼此前的问询笔录时，尹琼称自己最初并不知道张治民的工作限制不能从事股票交易，直至帮助其利用亲戚身份证开立股票账户时才知晓;为此，她还与张治民产生了争吵，“最终为了家庭和睦才同意了”。据其介绍，自己曾帮助过张治民操作股票交易“两三次”;张治民受员工上班期间不得使用电话规定的限制，每次都是用纸条的方式通知自己。
两三张小纸条，到底能不能定尹琼的罪?
“审理至今，本案的证据中，除了被告人所说的操作了三四次以外没有更多的证据，到底是几次，什么时候操作，操作的哪一只股票，是不是成交了，数量多少，赚了赔了，是不是趋同都不知道。不能根据她模糊的叙述来认定她的罪行。”尹琼辩护律师坚持，指控尹琼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证据不足、思路不清、达不到一个有罪的标准。
公诉人现场指出，尹琼对违法并不明知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其说借身份证为张参与股票交易有过争吵，如果是好事为什么要争吵”，公诉人还指出，张治民在出差期间还有大量股票交易，交易IP地址为上海市且为浦东;此IP地址信息虽不一一对应都是尹琼参与，但其肯定多次参与过交易。公诉人建议法院将其认定为从犯，但可根据其认罪态度具体定刑。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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