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讯 3月26日到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在26日的“普惠金融:探索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模式”分论坛上,谈到中国农业科技推广难的问题时,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主动接话,称对于这个问题很感动。
吴晓灵称,中国唯一出路必须是走农民集约化生产,在我们国家现在的土地制度下走农场道路不太可能。真正扶植中国的合作是农民合作经济,这是中国农村走向集约化非常重要的一步。科技下不去,贷款难,只有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社必须是生产合作、销售合作和信用合作在一起组织起来农民,然后再嫁接上政策和技术。散户要普及技术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合作社就可以了。科技人员、技术专家必须带着一个一个合作社来干事。
法国的农村除了家庭农场大量的都是合作的。葡萄园的合作社,这一块葡萄园到底要中多大面积、施多少肥,包括结多少果,多了都要打掉,都有技术规定。如果要想提高中国农村农业的品质,没有技术的传播是不可能的。但是技术传播没有平台是不可能的。咱们国家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毁了自己的网络。农业部门原来有一个从上到下非常好的农机推广站、农机推广网络,但是在市场化推广过程中没有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很多的科技推广需要政府的力量来扶植,但是我们让所有的科技人员都商业化了。这样没有最起码的保本,我认为我们的科技人员也可以有商业化路径,在做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在合作社里面可以有技术干股。
吴晓灵说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示自己为了要推广小额信贷,在陕西他们种“粉红女士”苹果,就是富士苹果,卖价比平常苹果高得多。如果科技人员能够把推广“粉红女士”的富士苹果技术和合作社结合在一起做小额贷款,然后给科技人员干股,我觉得是个比较好地结合。但是非常可惜,启动了半天,我认为最后没有落下去。那时候我跟科协的同志一块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要下决心,第一,从国家把我们的科技团队串起来,把农民从底下组织起来。把组织起来的农民对接国家科技队伍,这样才能提升科技水平。
第二,如果组织起来了之后,这些合作社的社员,我们希望什么呢?能够信用互助,也就是同民的信用互助社,大家也比较了解。像你刚才讲的互相评分,大家知道每一个农户怎么样,大家能够减少征信成本。没有抵押怎么办?成立互保基金。比如一百个农户,如果一家出一些钱,然后形成一个互保基金,比如有几万块钱。我们银行要做一个改革,就是说能够三倍、五倍地,他有互保基金,也是互助组织,互相是了解的。他们评判贷多少钱,有了金额之后就三倍、五倍来放款,我们的农民要学会来管理自己。
第三,政府必须要有政策保险,农业是天灾多的行业,普及搞农业的保险国家也启动了,我觉得力度不够。与其去给农户发补贴,不如拿补贴的钱来建农业保险。如果给各种农产品上了保险之后,信贷就敢跟上了,有了互保基金、政府政策保险,再有农民的互助、科技的翅膀,我认为中国农业的技术水平能够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和政策体系的问题。
后面谈到融资难,吴晓灵表示,货币政策总体上来说是总量政策,结构政策只是非常时期所采取的。央行对于在农村发放贷款比较多的机构,给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贷款的支持。这只是解决银行的头寸问题,但是银行得到的头寸、有的钱怎么去放款,怎么样去确定利率,这是其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小额信贷之所以能把利率降下来,并不是说农信社资金多少的问题,而是贷款调查、管理、激励机制所决定的利率能够高低。央行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解决的是总量头寸问题,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一些金融机构适当地提供比较多的头寸。但是这个银行的贷款怎么样能够很好有效地分布到社会当中去,以及能够降低利率的话,是一个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问题。整个农村放贷款的时候像大家谈到的抵押物难的问题和评估难的问题,这都不是央行货币政策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金融制度和市场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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